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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為也哉？立志于為圣賢，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國平天下，在体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講論四書經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閒也。然則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為也哉？蓋以四子之書為兩閒至精之理，為孔門至精之文。為之注者，必至當而不可易，乃与斯文為無所負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況有非朱子原文，為傳寫所誤者耶？況不惟注也，經文歷漢以來，授受既遠，亦不免有傳寫之誤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闈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間，頗亦手不釋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處，不暇詳也。未嘗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門諸子集中語錄，然于其自論注處，則置之。未嘗不涉歷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東發黃氏日抄，然于其中學庸注，則置之。何也？以為通經致用之學不系此也。十三經經義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數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終天。自是每聞人言鄉試，則心痛，盡棄所業，而就業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傷，亦不樂習帖括。今歲，忠遍覓借古本四書及疏釋四書之書，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傳寫未誤者，別錄一部，而私記考證附于后。有疑則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懼其折衷之猶未當，命付梓以廣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學壯行者所不屑為之之事也。鄉使英于屢躓場屋之年，即得所愿，則儿當亦相從于青云之路，求所謂通經致用之學而學焉，又奚暇為此學？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謂窮矣，窮況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為此迂遠也。四方諸君子見其書而教正其中之繆訛，尚其哀英之遇，而諒忠之情也夫！ 嘉慶辛未重陽日，吳邑吳英序 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几焉”，為定本；其初本則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圣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于善。”論語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圣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体而默識也。”如此之類是也。 所以一為不待辨，一為猶待辨，一為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相習既久，人情每安于所習，而先入者常為主。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几焉”，凡所習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經章“一于善”句、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蓋人之所以為人”一段，既与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為見聞所駭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為定論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歲所親定，為絕筆之書，未脫稿者八篇。”則歿后而書始出也。歿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是則此段之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集編惟學庸為真氏所手定。真氏親受業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格庵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趙氏，其父受業于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東發黃氏所著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著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云峰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大全只剿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即倪氏之書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倪氏之師，定宇陳氏櫟也。陳氏著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諸儒或多從祝氏者，只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為朱子母党，嘗受業于朱子。然跡和父所著方輿胜覽一書，則其人近于風華淹雅，未必內專性學者。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即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為四書信道之矣。四書通曰：“如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則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通之說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至顛倒是非，即朱子口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歟？而祝本之為非定本可以決然矣。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后嗣之人之言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适孫鑒書祝氏附錄本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鑒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据。’”按此語：曰“元”，宗之也；曰“則以”、曰“所”、曰“者”，別有指之辭也；曰“得”，則已失也。子明題祝本也如是，則是明明謂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謂祝本非刊之興國之本矣，明明謂祝本非絕筆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猶自失之而覓得之，況祝氏何從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辭其意則顯然也，而祝氏不達。陳氏信祝本而載之于發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輯釋，皆引之以為祝本重，亦未達也。又何其并皆出于鹵莽耶？而祝本之為非定本更可以決然矣。祝本如此，則其相傳以至于輯釋，亦如此矣；輯釋如此，則其脫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則從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總之不知朱子改筆之所以然爾。 今取此段而細繹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窺見者。“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二句，渾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复分貼，以首節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從性命而來，性命從天而來。“修道之謂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為性”者，以經義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性也。“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圣人之所以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二句來，方纔略頓，使下文“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騰而上接也。“本于天而備于我”，与此章總注“本原出于天，實体備于己”恰相針對，雖總注多“不可易”、“不可离”兩層，然“不可易”即“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備于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离”之意。性、道、教無一非不可易，無一非不可离也。次節經文，特從首節三句中所蘊含之意抽出而顯言之，使首次二節筋絡相聯耳。“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為此節經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處，正得子思吃緊啟發后學心胸之旨。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体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于第一句遺“命”字，于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為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為偏重“本于天”意，而未及“備于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与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与未盡善縣殊。朱子豈徒為好勞？豈樂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輯釋反為引陳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無余蘊。”是粗淺則得解而以為盡發，精深則不得解而以為含蓄，似為無學。又引史氏之言曰：“‘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過稱贊子思勉勵學者之言，不复有所發明于經。”是以鉤深致遠之言，僅視為稱贊而勉勵，似為無見。又引陳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義理貫通，造語瑩洁，‘所以為人’三句，未見貫通之妙。至‘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其義方始貫耳。”是討尋章句而僅乃用其批評帖括之筆，似為無知。此所以繆從祝本，而致令圣經賢傳傳授心法之文，大儒畢生盡心力而為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闕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本‘必自慊’，后改作‘一于善’。朱子嘗曰：‘只是一個心，便是誠；纔有兩，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改‘一于善’，旨哉！”通之說如此，則“一于善”為定本無疑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為善以去惡之義，而此節后言致知先言誠意，不比下節及第六章皆承致知來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恰相針對也。若作“必自慊”，則終不如“一于善”之顯豁而縝密也。改本之胜于初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一于善’，不若‘必自慊’對‘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文，尤為痛快該備。”夫傳本釋經，何勞挹注？以用傳釋經為快，不如不注，而但讀傳文矣。圣經三綱領猶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謂該備耶？“得于心而不失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于心。’后改本云：‘得于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謂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复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則“不失”為最后定本無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為政”二字來。得于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天下正，所謂“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業業，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無息也。若作“行道”，則上文既言“政之為言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則“得于心”句正宜直接，而于此复加以“行道”二字，豈不贅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于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盡消鎔耳。況不失，則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則雖有得于心而未見其必不失也。最后改本之胜于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后定本，終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當。‘得于心而不失’，得于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据于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据’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則失之急。大學序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于心，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是又皆繆證。夫大學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當世之人”之文，故其間不得不言躬行也。若為政以德，則其所為者即其所以。所為所以，非有异時，何得多添“行道”二字于其閒乎？“据于德”注之言行道也，經文上有“志于道”之文。“据于德”德字原根道字來，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來，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說到“不顯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謂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宇謂得于心者何物？此說极是。大學釋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見所得實處。今但曰得于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為進德者言，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繆議。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為邦章注曰：“一日不謹則法坏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豈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學注謂“人之所得乎天”，以見德非大人所獨有；此節注不言行道，以見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為罅漏也而議之耶？故曰猶待辨也。 若夫誠意章注，坊本与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諸處不合定本，而獨于最后所改之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几焉”無殊。夫此，以年譜考之，是在沒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与之合耶？陳氏信祝本為定本，以他本為未定本，而惟此無殊，陳氏亦自不解。即倪氏從陳氏，而倪氏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題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則晚年所更必不能縷述，而絕筆所更必為之述于此，以揚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語，潛為改正，而秘其因題得改之由。自謂此本今而后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晚年絕筆所更定之本矣，于是但述所云“四書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謂此最后定本之證也。況朱子之疾，來問者眾，歿前有改筆，及門必述傳一時，祝氏因得聞而竊改。若其余諸處，安得盡聞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處多未定本，此處反得定本也。陳氏既不得其解，易年譜以就之。輯釋引陳氏之言曰：“‘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于善”。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簀。’今觀誠意章，則祝本与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一于善’三字异，是其絕筆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譜。于輯釋摘錄年譜而附其說于后曰：“鑒有晚年改本之說，愚考之年譜，無一語及晚年改本之論，似為可疑。”信如陳氏倪氏之言，是年譜有訛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于其罅隙可疑之處，不能因疑生悟，而強斷年譜之文為有訛，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竊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盡記。 予有健忘之疾，恐盡忘而無以請正于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記焉。忠所學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于卷首。 ------------------ YOUTH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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