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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丰都冢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李斯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出《述异記》）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時得到一塊玉石，上面刻著一篇文章共計八十個字。當時都不認識這些字，便把它藏在書館中。到了秦朝時，李斯認出八個字，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漢朝時，叔孫通又認出兩個字。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异志》）
　　漢朝的夏侯嬰因功勞而被封為滕公，等到他去世將要安葬的時候，靈車尚未到墓地，拉車的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個石屋。石屋中刻有銘文寫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于是將滕公改葬在這里。

張恩
后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鐘磬，皆投于河。此又別見《圣賢城冢記》。（出《史系》）
　　后魏天賜年間，河東人張恩盜掘商湯古墓，挖到一銘志，寫道：“我死后二千年，受難于恩。”張恩將得到的古鐘磬，全投進河里。此事又見于《圣賢城冢記》。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載》）
　　后魏時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開掘滹沱河而引水繞城作為防護。施工中挖開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銘文，上寫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給他造了棺槨制備了衣物，取出他的靈柩而改葬于別處。

高顯洛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于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出《洛陽伽藍記》）
　　在洛陽大統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顯洛的宅第。每當夜晚，高顯洛便發現有赤光在堂前移動，這樣的事已非一次。他向發光的地點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黃金一百斤。黃金上刻寫道：“蘇秦家金，得者為我造功德。”高顯洛于是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稱此處便是蘇秦的宅第。當時是元義執政，听說高顯洛得到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給他二十斤。查考蘇秦那個時代（戰國）還沒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廟，或者是用碑銘之類來頌揚他的名聲業績。

謝靈運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經》）
　　南朝宋代浦陽江有一處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沖毀，磚上有隱約的文字是：“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下那塊磚帶到京城，都傳著看。于是查驗龜卜，可證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　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見岩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歎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唐朝左衛將軍王果被處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頭發現在岸邊懸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懸空在外。于是他沿著懸崖爬上去觀看，結果發現一行銘文，那銘文寫道：“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長歎道：“我現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貶雅州，原來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將他埋藏而去。

丰都冢
東都丰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磚甓。棺木陳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東都丰都市，在長壽寺的東北面。在最初剛建城牆時，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沒砌磚，棺木已經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尸体的頭上戴一塊平上巾，穿紅衣裳。并得到一行銘文，寫道：“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經通曉這方面知識的人對照查驗，認為是魏黃初二年所葬。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后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采藥于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于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万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諱。“真”為睿圣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万歲”者，“基”玄宗名也，“千万歲”蓋歷數久長也。后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于國史。（出《宣室志》）
　　寇天師字謙之，后魏時得道。他經常在石頭上刻字記事，然后將刻字的石頭藏于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縣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藥，得到一塊石頭。他把這塊石頭獻給縣令樊文，縣令將此事稟報州官，州官又上奏給皇帝，高宗皇帝下詔將石頭藏于內府。這塊石上刻字記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奧難解。簡要地說，有“木子當天下”，又說“止戈龍”、“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顯真容”、“基千万歲”等等。所謂“木子當天下”，是說唐朝李氏受天命該當皇帝。所謂“止戈龍”，是說則天武后要臨朝當政；“止戈”為“武”，是指武則天。所謂“李代代不移宗”，是說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興起來，使天地再度煥然一新。所謂“中鼎顯真容”，其實是指睿宗的廟諱，因為“真”是睿宗的徽號，能讓人不相信嗎？所謂“基千万歲”，“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歲”是指他經歷的時間長久。后來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欽賁把石記本獻上，皇帝下令將它編入國史。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冥索玄。后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咸河，以溉鹽田。剷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于師度。師度异其事，歎詠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出《宣室志》）
　　有位先生名叫衛大經，解梁人。因有學問而遠近聞名，不媚俗，經常閉門而謝絕与他人來往。他生來天資聰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曉天文歷象，對天宇間的玄奧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后來壽終正寢，葬于解梁郊外。唐開元年間發大水，姜師度奉皇帝之命開鑿無咸河，用以灌溉鹽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鏟平了很多墳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滿。等挖到衛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時，發現一塊石頭，刻字為銘，那是當年衛先生留下的話。他寫道：“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后，便把這一情形稟報姜師度。姜師度對此事十分惊奇，他感歎良久，對左右的僚屬們說：“衛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們改變河道走向，离開衛先生的墓地几十步遠。

鄔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于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志其墓也。志后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后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唐朝開元年間，江南發大水，淹死好几千人。郡守把這种情況上報給皇帝，玄宗下令讓侍御史鄔載前往巡察。鄔載來到江南，忽然發現道旁有座古墓，被水沖坏而注入墓穴。鄔載很怜憫，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遷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石頭，上面刻有文字，是記載這墳墓情況的。志后有銘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為自己墳墓的人說的話。他寫道：“爾后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鄔載看了看很感奇异。于是查驗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鄭欽悅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住南陽王帳下，于鐘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愿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复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怀，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仆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怀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据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复与諸儒詳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豈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仆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鐘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万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据年則五百一十一，會于‘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于‘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會于‘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仆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复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于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于鐘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于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适奉朝使，方授駕于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据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手卡，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亂之運，窮達之命。圣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圣大賢，猶惑于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于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聞，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后學之奇玩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异聞記》）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鐘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后，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后，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几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听說過。愿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注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愿。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后，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么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么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复多次与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為什么你忽然下顧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鐘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万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里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于‘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歷法計算，沒有什么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獲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据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于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么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鐘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于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儿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于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么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了解到鄭欽悅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訴了他。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著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与他。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据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而鄭欽悅的儿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于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圣与賢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孔子沒有鳳車卻周游列國，傅說在岩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么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吊屈原，又這樣眷戀。難道這些大圣大賢，還迷惑于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后，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后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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