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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哈維爾著 吳小洲、張婭曾、劉康譯 蕌蕌 一 一個幽靈，一個西方稱之為“反叛”的幽靈，正在東歐大地徘徊。這個幽靈并非從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進入了一個歷史階段，它乃是這個歷史階段不可抗拒的自然產物。千万條理由都注定了現制度依賴純粹和殘暴無理的權力來扼殺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靈應運而生。現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內的任何异動、背离都是無法進行的。蕌 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們是何許人也？他們的觀點來自何方，有何意義？他們合力推動的“獨立首創運動”意義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能否視“不同政見者”為反對党？若是反對党，他們在現政權体制內的實質究竟是什么？他們做些什么？在社會上扮演何种角色？他們的希望是什么？基礎是什么？這些位于權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們，這些“不同政見者”們，他們靠自己的力量能對社會和社會制度產生什么影響呢？他們真的能改變現實嗎？蕌我想要檢討這些關于“無權者”們的潛力的問題，首先要研究一下無權者們生存環境中的權力的本質。蕌 二蕌 我們這個社會制度通常稱之為專制制度，更确切來講是一個操縱了社會經濟、政治命脈的官僚制度。恐怕“專制”這個名詞，不管在其他場合有什么含義，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們社會制度的本質。通常，專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權的人，他們的權力是公然的，直截了當的，專制者們隨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權力，他們与大多數被統治者之間的分野涇渭分明。傳統或古典的“專制”概念，一個基本特點是暫時性、短促性，缺乏歷史基礎，其壽命由統治者們的生命長短來決定。這种專制通常有區域性局限，無論它所標榜的正統意識形態如何，其權力最終來自軍隊和警察。對它的最大威脅，就是敵手的武裝實力可能超過它，進而取而代之。蕌 僅就以上簡淺分析論，我們這個社會与傳統的專制相似极微。首先，現社會制度不受小范圍的區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個超級大國的操縱下囊括了一大塊政治版圖。當然，不同地區、國家之間有地方上或歷史上的差异，然而這些差异最終由一個單一、 統一的權力构架所制約。 專制不僅在各國有相同的政治原則和結构(由占統治地位的超級大國操縱演變)，而且超級大國的中心控制网絡滲透到每個國家，它們對超級大國的利益唯命是從。當然，在當前核均勢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內，我們的社會制度較之傳統的專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穩定性。許多區域性危机如果發生在孤立的國家，可能會引起政權的蛻變，但在東歐則由其他成員國的武力干涉來解決問題。蕌 再者，傳統專制的一個特點是缺乏歷史基礎，常常表現為歷史上的反复，群眾性暴力的非理性行為所异致的非理性結果，但我們的社會制度則不那么簡單。雖然我們的專制制度与當年造就這一制度的社會運動早已异化了，但這些社會運動的真實性(我指的是19世紀以來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仍然賦于現制度不可抹殺的歷史意義。這些歷史淵源為現制度的建立提供過堅固的基礎。直到現制度演變為今天的新的社會政治現實，這個現實成了當代世界格局的一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這些歷史的根源有一個特點，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有一個正确的理解，因而導致了社會革命運動。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著運動發展過程中的异化傾向。這個問題在這儿并不重要。這個問題當然是當時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長發展的，也有同樣歷史根源的。蕌 現社會制度的第三個特征，就是當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遺產。這是區分現制度与其他專制的特征。現制度的意識形態十分精确、合乎邏輯、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靈活應變。就其完整性而論，這個意識形態几乎是一個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夠解答一切問題。人們很難部分接受它。全盤接受，則對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當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觀念都處于危机中。人們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喪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們制度的意識形態則擁有催眠的法術。它為四處游蕩的人類提供了家園：一旦接受它，一切就會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義，一切神秘莫測的疑難，一切憂慮和孤獨感，都煙消云散了。毫無疑問，要住進這間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們必須放棄個人的理性，良知与責任感。因為這個意識形態的根本特點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權威手里。這儿的原則是：權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 (在我們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權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權威) 。當然，意識形態現在已經不再能掌握群眾了，起碼在東歐國家之內 (俄國也有可能是個例外，那儿的農奴心態，那种對統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對命令的無條件服從，仍占著上風，而且与超級強權的愛國主義結合，將王朝利益高置于人類利益之上) 。但這無關緊要，因為意識形態在我們社會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還要詳談)，這正是歸結于意識形態的本質。蕌 第四，傳統專制的權力運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隨机性。權力結构大部分都不穩固，常常導致偶然性、非常規的權力運作。反對派的言論在社會上、心理上和實際環境中都有存在的條件。簡言之，權力表層有許多漏洞和空子可鑽，這樣政權的穩固就難以實現。但我們的制度在蘇聯已發展了六十多年，在東歐也有三十余載。其中很多結构上的特點，是從沙皇的專制主義演變而成的。在權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雜縝密的、直接和間接控制全体國民的系統。這种系統作為權力的基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權力結构。我們同時不應忘記，這個体制的效率通過國有化經濟、中央指令性生產方式而得到极大強化。因此，權力結构具有前所未有、難以駕馭的自我投資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統方面)。作為唯一的雇主，權力結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費牢牢掌握住。蕌 最后，倘若革命風潮、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傳統專制的特征的話，那么這樣的特征在蘇聯集團國家里已消失殆盡了。東歐集團多年以來已不复是一個孤立于國際發達社會之上的封閉世界，不受國際社會發展的影響。正相反，蘇聯集團已成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創未來。具体來講，西方發達國家的价值觀實質上已在我們的社會出現，与西方的長期和平共處加速了這一同化的進程。也即是說，我們的社會也演變成為一個消費和工業化社會，帶有該社會形態的一切社會、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問題。不考慮這些因素，則無法理解我們制度內的權力的本質。蕌 在權力結构上，我們現制度与傳統專制的深刻差异 (希望我上述膚淺的比較已經說清了這個差异) 使我尋找某种适當的概念來在本文目的范圍內描述我們的社會制度。我下面將要用“后极權制度”來形容我們的制度。雖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是最精确的，在還沒找到更貼切的用詞時，我們姑妄用之。我不是說名詞前綴“后”是指我們的制度已不复專制獨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現在的獨裁形式与我們所理解的傳統的极權和傳統專制有根本的區別。蕌 我上面提到的環境，只构成了后极權社會權力构成的一部分條件因素和某种現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將分別加以闡述。蕌 三蕌 某個水果店經理在洋蔥、胡蘿卜陳列櫥窗上貼了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他這樣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們傳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 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促使他非得讓公眾都來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么實現，實現了又怎么樣？蕌我敢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們對于櫥窗上標語的意義從來是不會過問的。他們也不會用那樣的標語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標語是上面批發洋蔥和胡蘿卜的同時發下來的。水果店經理拿過來往櫥窗上一貼就完事了，因為這是習以為常，司空習慣的事情。但要是不貼，就會有麻煩。上面會指責他不按規定布置櫥窗，有人甚至會控告他反党反社會主義。為了過得下去，他非照章辦事不可。這樣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過上“与社會諧調一致”的生活保障。蕌 水果商對于標語的內涵是不聞不問、無動于衷的。他不會有什么個人愿望來讓公眾了解標語表達的理想。這當然不是說水果商的舉動毫無意義的，或者說標語什么都沒告訴大家。標語确實是一個符號，包含了一個說不出口來但卻十分明确的信息。口頭上說起來，可以這樣表達：“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該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听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這個符號當然有一個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級領導；符號同時也是一個擋箭牌，用來防范那些揭發舉報者。標語的真實意義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蕌 請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貼上這么條標語：“我膽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雖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對其內涵反倒不會無動于衷了。在櫥窗上張貼這樣直截了當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標語，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是一個人，有著做人的尊嚴。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水果商就得采納這樣的符號來表示忠誠， 起碼在字面上看起來具有不涉及個人利益的信念。 它必須讓水果商能夠說：“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有什么問題沒有？ ”這樣符號可以幫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從的可鄙境界。同樣掩蓋了權勢的可鄙基礎。它用某种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而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蕌 意識形態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類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們与實質輕易地脫离。作為一种“超個人”的与客觀的武器庫，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机，自欺欺人。意識形態很講求實用，但有時則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与開脫。它既面對芸芸眾生也面對在天之神。它是一層面紗，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于現狀的心態。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對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的熱情來掩飾他對失業的恐懼；官僚們用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詞藻來掩飾對權力的貪欲。意識形態開脫和障眼術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權社會內的支柱和受害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制度是与人類和宇宙的法則諧調一致的。蕌 假若專制的國家較小，在現代化過程的分化程度較弱的，獨裁者的意志就發揮得更加直截了當。換言之，獨裁者可以訴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复雜的解釋世界和自圓其說的程序。但如果權力的机制越复雜，社會分化程度越高，權力建立的歷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關系越多，意識形態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識形態在人民与政權間起了橋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溝通。由此可明白意識形態在后极權社會里的重要性：專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雜的官僚体制、等級制度的傳送帶、种种間接的控制手段來保證其天衣無縫的整体運轉的。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來為一切開脫，為每一部分找尋借口，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四蕌 在后极權制度的目標和人類生存的目的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生存的本質是傾向于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權制度要求服從、統一和紀律。生存在不斷地尋求創造新的、無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權制度則強迫將生命納入其可能性和規臬。這個制度顯示出內傾性這個基本特征。這個制度不斷地、無保留地向著自我運轉，而影響圓周則不斷地擴展延伸。它為人民提供的只是使人民為之效力的最起碼生存條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讓人們超越他們指揮的角色的舉動，都被視作大逆不道，是對制度本身的攻擊。的确如此，任何一點越規之舉，都是唾棄現制度的表示。因此我們可以說，后极權制度的內在目標不僅僅是表面上權貴們死抱權力不放而已。這种自我保護的社會現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動性制約。整個制度都受這种自動性驅使。在權力金字塔中，個人不論職位高低，在整個制度里他們自身是無足輕重的，只不過是這個自動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罷了。因此，個人的權力欲只有在与整個制度自動性的方向一致時，才能夠允許實現。蕌 意識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來開脫和提供借口，跨越社會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權制度触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不過在這樣作的時候披著意識形態的面紗。因此，虛偽与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构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据；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机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么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蕌 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与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确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制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蕌 五蕌 我們看到水果店標語的真實意義和字面意義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對其真實意義都心中有數，因為誰都明白規則：水果商對上司獻忠誠(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規定的儀式，把幻象當作現實，服從游戲規則。因此，水果商也就變成了游戲中的一員，使得游戲得以開鑼，得以延續。蕌 如果意識形態起先不過是制度与獨立個人之間的橋梁，那么一旦個人踏上橋頭，這座橋溝通的就是制度和屬于制度的個人了。也就是說一開始，意識形態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義了促成了權力的形成，一旦人們接受了那個借口，權力就由內部產生，人們也就變為權力的活躍的一部分。意識形態開始成為權力制度內部的儀式交流的主要工具。蕌 假若沒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來維系權力結构中的各個部分 (我們已討論過它的外部陳述) ，那么整個權力結构就無法生存。這個“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門順理成章，各司其職，有統一的規章可循，提供各种規章、指令、法令的游戲規則。在整個權力結构中，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標准的，綜合結构中的各個交流媒介，在內部傳遞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訊號、路標的匯編，給整個過程定形定量。這個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權制度內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劑，是約束性的法則，是實施极權戒令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粘合劑，极權制度的結构就會完蛋，就會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亂成一團糟。极權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劑，自己便會像一枚引爆的炸彈，分崩离析。蕌 作為權力結构對現實的解釋，意識形態最終听命于權勢的利益。因此，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离現實的傾向，制造假象，變成祭祀的儀式。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社會中，公眾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里，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用假象代替現實的傾向。但极權社會沒有這种糾偏的辦法，無法阻止意識形態脫离現實的趨勢。這樣就逐漸導致了后极權社會里的現狀：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儀，只存在一种形式主義的、与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种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蕌 然而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离現實，但卻具有了特异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后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于現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离意識形態更近，离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象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后，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蕌 如果意識形態是權力內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時也成為權力連續性的重要保證。在傳統專制社會里，權力繼承是個复雜的問題 (篡位者無法為篡權正名，因而總是訴諸武力) 。在后极權社會里，權力從個人到個人、派別到派別、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則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選僭位者時有一位“王位選定人”出來主持：這是儀式的合法性，依靠儀式，完成儀式的要求，利用儀式，從而僭越儀式之上。當然，后极權社會內也存在著權力斗爭，而且往往比開放的社會要劇烈得多。這是因為斗爭是不公開的，隱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約和公眾監督的 (很難找出一個執政的共產党第一書記換馬時各种軍事与保安力量不處在戒備狀態的例子) 。然而這种權力斗爭就像傳統專制一樣，從來不會對政權的本質和延續造成威脅。最多只能動搖一下權力結构，但很快就會恢复正常。這是因為維系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未受到破坏。不論誰代替誰，權力繼承都只能在儀式的范圍和背景之下實現，而絕不可能在否定儀式的情況下實現。蕌 由于專制是儀式性的，權力則取消了個性，個性几乎在儀式中消解。個人任憑儀式主宰命運，經常看起來是儀式把個人一舉從默默無聞中抬上了權力的寶座。個人在權力金字塔的各個階層，常常被一群沒有面孔的人和木偶、執行儀式和常規的穿制服的阿諛小人們推來推去，這樣的情形在后极權社會里難道不是司空見慣的嗎？權力結构的自動性取消了人性，個性的消亡變成了一個基本原則。看上去正是這個自動性的專制特征決定了那些毫無個性的人為權力結构服務，正是充滿空洞詞藻的專制召集了那批善長空洞詞令的人，來保證后极權制度自動性的連貫和延續。蕌 西方的蘇聯學專家們常常對后极權社會內的個人作用夸大其詞，而忽視統治者們盡管擁有中央集權制度的极權力量，卻常常是這個制度的內在法律的盲目執行者這個事實。統治者們從來不會，也不可能對這個內在法律進行反思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這個制度的自動性遠比個人意志強大。如果一個人有更為獨立的意志，則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無個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進入權力的門坎。一旦入了門，這個人若企圖實現他的個人意志，必將遲早被有著巨大惰性的自動性作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漸放棄他的個人意志，從而重新融匯于自動性中，為之效勞。這樣一來，這個人与他的前任后任們就又難以區別了 (讓我們回憶一下胡薩克和齊穆卡的命運吧) 。不斷掩藏在幕后和訴諸儀式的必要性，使得權力中那較開明的人士也常常為意識形態所困扰。他們無法直接面對現實的底層，而總是設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識形態的虛假現實 (依我所見，杜布切克集團在1968年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勢下和最后問題面前，權貴們根本無法從假象世界里徹底脫身)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保障權力的聚合性的內部聯絡工具，在后极權社會內已超越于實際權力的實施之上，而具有相當的支配力量，趨向于保證權力的連貫。它是這個社會處在穩定的支柱之一。蕌 但這個支柱的基礎卻是很不穩固的。這個基礎建立在謊言之上，只有當人們愿意在謊言中生存的時候，才能奏效。蕌 六蕌 為什么我們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誠在櫥窗里張貼呢？ 他難道在各种內部和公開的場合表示得還不夠嗎？在工會投票時他總得循規蹈矩，總是參加各种競賽活動。選舉時他是個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對憲章運動的文件上簽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為什么還要公開表白他的忠誠呢？ 無論如何，行人在櫥窗前是不會止步來看他的標語，認為水果商想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事實上，行人根本不會注意這條標語，他們也許根本沒看見。如果你問一位在櫥窗前停步張望的婦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會告訴你里面有沒有西紅柿，而不會注意到標語，更不會看清標語的內容。蕌 看起來，讓水果商公開表白他的忠誠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個意義卻非常清楚。人們不會看他的標語，因為四下里貼滿了同樣的標語：櫥窗里、路燈杆上、廣告欄上、公寓窗戶上、建筑物上，到處都是。這些標語构成了生活總体的一部分。人們忽略細節，但對總体的存在卻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標語無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蕌 水果商不得不把標語貼在櫥窗里，這并不是因為他想讓人家來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樣的標語一樣，來构成這個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這個全景當然還有一個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環境和對每個人的期望。它告訴大家每個人都做的事情，讓他們跟著做，假如他們不想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會离异，破坏規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穩之險的話。蕌 那位對水果商的標語視而不見的婦女也許一小時以前在她辦公樓的走廊里張貼過一張一模一樣的標語。她貼的時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樣。她這樣做是按照社會全景的要求。她對此很明白，在這個全景里當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櫥窗。水果商去訪問她的辦公室時，同樣也不會看見她的標語。然而，他們的標語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們可以說在那個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們共同幫助建設了那個大全景，造就了專制的机器。水果商和辦事員按照環境的要求來生活，同時也幫助造就了生活環境。他們做了已經做的，該做的和將要做的，同時他們的所作所為确認了一切都非做不可這個事實。他們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維系了這個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義上，水果商不貼他的標語，則辦事員就不會貼他的標語，反之亦然。他們互相向對方建議來重复某种行為，也互相接受對方的建議。他們對彼此標語內容的視而不見，只不過是一种幻象。在現實中，他們張貼標語，敦促對方接受規矩俯首于權勢。首先命令他們張貼標語的就是權勢。這兩者均為控制系統里的客体，同時也是主体。他們都是權力系統的受害者，也是權力系統手里的工具。蕌 假若某個市區到處充斥著誰都不看的標語，這在一方面是區党委書記向上級党委的一個交代，同時還有更進一步的意義：這是社會自我完善原則的一個小小的范例。后极權社會本質的一個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權力范圍之內，不讓人們實現他們的人性，而是讓人們放棄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個系統，變成系統的自動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訂目標的仆人。這樣一來，人們就會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樣，加入到体制的普遍義務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進一步來講，人們的普遍參与制造了一個常規，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貼耳。再者，人們學會了心甘情愿地參与，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最后他們毋須任何外部壓力，就會視那些不參与者為异端或傲慢不遜的人，是對大家的侮辱和對社會的背叛。后极權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把一切人拽入權力的网絡，使一切人變成社會自動整体的工具。蕌 每個人都參与了，被奴役了，無論是水果商還是國家總理。在權力結构中地位的不同，不過表示參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參与的程度較小，他手里的權力也很少。國家總理當然權力較大，但他的參与程度也更深。兩者都無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個參予的同謀不僅僅是另一個人，而是体制自身。權力結构中地位決定了一個人的責任和罪責，但這不是無限制的，也不能為某個個人徹底開脫罪過。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間的沖突不是兩個定義明确和分离的社會集團之間的沖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觀念才會把社會划分為統治者与被統治者。這個特征是后极權制度与傳統的專制的根本區別之一。在傳統專制政体內，社會沖突仍可按階級來划分。 在后极權社會，社會沖突事實在每個人身上發生，因為每一個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會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們所理解的社會制度不是一群人強加在另一群人頭上的，而是無處不在的和造就了社會的因素。僅僅從原則上几乎無法把握住和下一個定義，然而它卻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征時刻表現出來。蕌 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這個自我定向的制度，通過這個制度剝奪他們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質。這并不是因為對歷史的某种不可思議的誤解，也不是歷史誤入歧途。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來讓人類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發生，就是因為顯然在現代人類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應的東西，人們思考和容納這個東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圖都被瓦解。人類被迫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具有這樣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現制度不僅使人類异化，异化了的人類同時支持這個制度，以此為他們必然的綱領，成為他們蛻變人性的現象，為人類的自身失敗的紀錄。蕌 生活的根本的目標存在于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希求人性正當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現和對現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個人多少都具有在謊言中生存的能力。每個人都會屈從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圖和功利主義。每個人都有与芸芸眾生溶為一体，在虛偽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這不僅是兩种不同本質的簡單對立。這是對人類本体自身的挑戰。蕌 簡單來說，后极權制度是建立在專制政体与消費社會歷史性聚合的基礎之上的。与謊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調和性，社會自動總体的隨意的蔓延，難道不是和人們消費型心態里不愿為了精神与道德尊嚴而放棄物質實惠的特點相連嗎？ 難道不是由于人們在現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誘惑之下宁愿放棄更高的价值觀嗎？ 難道不是因為人們易于与大眾的麻木不仁認同嗎？ 說到底，后极權社會生活的蒼白与空虛難道不是現代人類生活境況夸張了的一幅漫畫？ 我們的情形難道不是對西方社會的一种警告(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的文化遠遠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隱藏著的一种趨勢？蕌 七蕌 讓我們設想一下，某一天我們的水果商忽生變故，為了自娛，停止四處張貼標語。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過是一場鬧劇。在政治會議上他開始講心里話，他同時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來表達他對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認同。水果商的反叛讓他從謊言中脫身。他拒絕了儀式，也破坏了游戲的規章。他再度發現了自己被壓制的人性和尊嚴。他賦于他的自由一個實在的意義，他的反叛是為了在真實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來了。水果店的經理職位被解除，他被派到倉庫去。他的工資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亞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會受到了威脅。他的上司會來騷扰他，同事們會對他大惑不解。周圍的人這樣對待他并非發自內心。他們不過是受到環境的壓力，那個環境曾迫使過水果商四處張貼標語。他們迫害水果商，不是因為他們非做不可，就是因為他們得設法向上司效忠，或者僅僅是社會大環境的一部分。在這個大環境之下，人們明白如何處理這樣的事，該作什么不該作什么，特別要小心不要讓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執行者因此与大家無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們是后极權社會的組成部分，都是其自動性的代理人，都是社會自我運轉的工具。蕌 權力結构就是這樣通過命令的執行者們，這些体制的毫無個性的零部件，來清除水果商。權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來懲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動机制和自衛功能驅使它這樣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簡單、孤立的特殊個案，而是十分嚴重的。破坏游戲規則，就意味著破坏了游戲自身，揭開了游戲的廬山真面目。他動搖了假象世界這個社會的支柱。他打碎了將這個社會支撐起來的事物，破坏了權力的結构。他告訴大家，在謊言中生活就是在謊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會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讓權力的基礎脫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沒穿衣服。因為事實上皇帝光著身子，就出現了极為危險的情形：水果商的行為宣告大家，讓人們看見了幕后的真相。蕌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實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謊言中生活，才能產生這個社會制度。其原則必須讓所有的人接受，滲透一切事物。它絕不允許有人在真實中生活。因為任何越軌行為都是對原則的背判，對整個体制造成了威脅。蕌 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實相碰頭，就難辨真偽，在謊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實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謊言的視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選擇，表象和在謊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脅，在本質上和無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時這個不同選擇的地盤究竟有多大是無足輕重的，因為這個不同選擇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會支柱和不穩定基礎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對社會构成的威脅不來自他個人所擁有的實際力量，而來自于他的行為超過了自身意義這個事實。他的行為啟發了周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在真實中生活，對于后极權社會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義(讓人性复歸)或認識上的意義(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義(為別人樹立榜樣)。它還有一個十分确定的政治意義。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實中生活必然是對其最根本的威脅。這就是這种行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嚴厲的懲罰之故。蕌 在后极權社會，真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有特別的重要性，這在其他環境下是聞所未聞的。真相在這個社會，作為權力的一個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運作？作為權力的因素如何運作？它的權力是如何實現的？蕌 八蕌 個人的自我异化是因為存在著產生异化的事物。在這個范圍內的侵害對象就是人們的真實存在。在真實中生活与在謊言中生活在這里互相直接交織在一起。在謊言中生活是一個被迫的選擇，是對真實的目標的一個不真實的反應。只有在這個背景之下，在謊言中生存才具有意義，只是由于這個背景才存在。這种向壁虛构和自圓其說的人類秩序的基礎，乃是人類對于真理的傾向的一個反應。所以在謊言世界井井有條的表面之下，隱藏著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隱藏的對真理的開放性。蕌 在真實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來自這樣的事實：在真實中公開地生活，有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卻無所不在的同盟即隱藏的領域。在這個領域里，在真實中生活的目標得以發展，得以公開發表它的言論并得到理解。在這里存在著互相溝通、交流的潛力。這個領域是隱秘的，對于權勢來說也是十分危險的。其中孕育的風暴一直在暗處發展，一旦沖破黑暗，從各方面對社會制度產生震撼的時候，再按常規來遮遮掩掩，已為時晚矣。這樣造成的局面，就使當局惊恐万狀，狼狽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應。蕌 看起來，在真實中生活就是后极權社會最廣義上的反對派的溫床。反對派与政權間的沖突的形式，顯然与公開化的社會和傳統專制社會不同。一開始，這一沖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權力層次上展開的，而產生于完全不同的層次：它產生于存在的層次，即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次。這一層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選民和士兵的數量來估量的，因為它伸沿到社會意識的第五階層，在生活的隱藏的目標中，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類真實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這個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确定的勢力，而在于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构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還有一批人出于保護他們手中權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協調)。這是一种細菌的武器。時机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并不直接參予權力斗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于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 (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种影響得以產生) ：一場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會運動，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沖突，或社會和文化界气候的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關鍵問題和矛盾都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遮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么時間那最后一刻會到來，最后打擊的性質又是什么。這也是當局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進行几乎是防衛性的鎮壓的原因。蕌 索爾仁尼琴為什么被驅逐出他的祖國？ 當然不是因為他擁有實力，或者說當局覺得他會向當權者們奪權。索爾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緣故：他力圖發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轉變整個社會意識，而這個轉變終將給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后极權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應：為了捍衛它自己，就得捍衛假象世界的完整。謊言世界的外殼是由奇怪的物質构成的，只要它把整個社會封閉起來， 它就會看上去堅如磐石。 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個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戲規則，揭露游戲本質，這時，一切事物都原形畢露，整個外殼就會無可拯救地四分五裂。蕌 我們說在真實中生活，自然不僅僅指思維的產物而已，如一群知識分子寫信提出抗議等等。它可以是個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識分子的抗議信，工人的罷工，搖滾音樂會或學會示威，拒絕參加選舉鬧劇，在官方會議上發表聲明，或者絕食，等等。假如壓制目的的過程是很复雜的，是對生活的一切言論和輿論的不同方面的操縱，那么，生活中每一個自由的言論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對后极權制度的間接威脅。這些言論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會制度內絕不會產生任何潛在的政治意義，更不用說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蕌 人們通常認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權力層面上兩個集團的對抗：一派要維持這個政權。但人們常常忘了這個對抗不過是一幕長劇的不可避免的結局。這幕劇的劇場，則主要是社會的精神和良心的領域。在這幕劇的開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時刻里表達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愿望。這群人手中無權，也不對權力抱有妄想。他們想在真實中生活，其實，算不上什么政治觀點。他們也許就是一批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者是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普通公民。現在自然很難确定何時、通過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徑，他們的言行對環境產生了影響。我們也難以追尋真理的細胞是如何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体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現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圖并不是社會覺醒的原因，而是社會覺醒的最終結局。蕌 我想，我們當前的局勢也能由此經驗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憲章分子与后极權制度對抗，政治上看來是毫無希望的。如果我們透過開放社會的傳統角度來觀察，這個結論一定是正确的。在開放社會里，政治力量的強弱主要根据其實際掌握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像憲章派這樣的小党派一定不會有贏的机會。但我們一旦把這個對抗放在后极權制度的背景里來觀察，則會得出根本不同的結論。目前還難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憲章》運動的存在和地下活動，以及憲章運動喚起民眾的企圖。這种投資何時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夠產生政治改變方面的利潤，就更難預測了。但是憲章運動的一切，當然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在存在的意義上的一個构想，它把個人重新帶回到他們的自我和個性的堅固的土壤；作為政治行動，它把個人拋入一場机會的游戲，人們在這場游戲中不是一無所獲，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這場運動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無所有之險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無任何其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真正選擇。蕌 這其實是一回事：這個結論只有那些不愿為了政治而犧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須犧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蕌 后极權制度對在真正權力層面上的對手和任何獨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傷越徹底，任何政治威脅的中心就越為轉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層面，一般毋須任何有意識的努力，在真實中生活就會自然地變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動的出發點。即使這种活動終于超越了在真實中生活的范圍，轉化為各种平行的結构、運動和團体，開始成為政治性活動，開始對官方体制產生壓力并且事實上對真正的權力產生了某种影響，它們始終都保持著它們這一起源的標志。因此我以為，只有不斷地思考這個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們所稱的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意義。 九蕌 在謊言中生活造成人類自我認同的深刻危机，這种危机轉而制造了在謊言中生活的條件。它當然有道德上的意義。首先它表現為社會的深刻的道德危机。個人一旦被消費价值觀誘惑，其自我在大眾文明雜七雜八的熔爐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對任何比自己的個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責任感，他就變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權制度依靠這個非道德化，加強這個非道德化，而且事實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會中的化身。蕌 与此相反，在真實中生活作為人類對強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圖重新掌握自己的責任感。換言之，它顯然是一個道德的舉動，不僅因為個人必須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為它不是利己的：冒風險可能的報酬是情況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無所獲。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場全贏或全輸的賭博。很難想像一個有頭腦的人投身這個事業僅僅是為了讓今天的犧牲得到明天的報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謝 (補充一句，權勢的代表們毫無二致地不斷把各种功利主義的動机加在那些在真實中生活的人頭上，說他們貪欲權力和財富，想至少也把他們納入那個非道德化的世界)。蕌 如果在后极權制度里在真實中生活成為獨立和反對政治理念的溫床，那么，一切對于這些理念的本質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這個道德意義視為政治現象 (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視道德為“上層建筑”的信條妨礙了我們的朋友們全面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用某种方式把這個問題包含在他們的世界觀內，這只能傷害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影響机制的正确理解，從而使他們自己變成“虛幻意識”的犧牲品——這正是他們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向怀疑別人如此的情形) 。后极權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義在現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在下面想說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蕌 十蕌 不可否認，在胡薩克領導集團1969年出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憲章》的誕生。但是它出現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結果。產生這個气候，是一場對与“宇宙塑料人”滾石樂隊有關的青年音樂家們的審判。這場審判不是兩种不同政治勢力或觀點的沖突，而是兩种不同的生活觀念的沖突。沖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權制度嚴峻的清教主義，另一方面是默默無聞的、想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們不過想演奏自己喜歡的音樂，唱和他們的生活有關的歌，想在尊嚴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這些人過去沒有從事過政治。他們既非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政治反動派，亦非從權力結构中被清除的過時政客。他們完全可能适應現狀，接受在謊言中生活的准則，過不受當局騷扰的平安日子。但他們決定走一條不同的道路。盡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案子對每個沒有放棄希望的人發生了非常特殊的影響。不僅如此，在審判的時候，一种新情緒在多年等待觀望、對抵抗行動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終于出現了。人們“對厭倦情緒感到了厭倦”，他們對于消极、無所事事和僅僅盼望著事情終將會變好起來的態度忍無可忍。在某种意義上，這次審判是最后的一擊。許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難以實行合作的行動的傾向各异的小組，突然意識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個人都明白，攻擊捷克地下音樂會是攻擊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實際上每個人聯在一起的東西：這是對“在真實中生活”這個觀念的攻擊，是對生活真正目的的攻擊。人們把演奏搖滾的自由視作人類的一种自由，其本質上同進行哲學和政治的思考、寫作、表達和捍衛社會中各种政治意見的自由是一回事。蕌 人們受到啟迪，真正覺得他們与青年音樂家們站在一條陣線。他們漸漸認識到，無論他們的創作方式和人生觀相去多遠，如果不挺身而出捍衛他人的自由，便是放棄自身的自由 (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七七憲章》賦于這個古老的命題一個嶄新的、典型的意義，它對于現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響。斯雷別謝克在其《六八年》一書的精辟分析里所闡述的“排他性原則”，乃是我們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這個原則產生于二次世界大戰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產党人奇特聯盟的產物，隨后不斷深入發展，直至“苦難的終結”。《七七憲章》几十年來首次打破這個原則；憲章派的成員們第一次平等地攜手共事。《七七憲章》不僅僅是共產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這种同盟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義——而是一個以向全民開放為前提的組織，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會置于低下的地位。這就是《七七憲章》誕生之時的气候。誰能預料，一兩個無名小輩的搖滾樂隊受審案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蕌 我認為，《七七憲章》的起源很好闡明了我前述的觀點：后极權社會內那些日后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与力量的沖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与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儿發生沖突，也就是說后极權制度的規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沖突。生活的真正目的當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時候，表現為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的基本物質利益或社會利益；別的時候，可能表現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時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們渴望在尊嚴之中生活。這种沖突之所以帶上政治色彩，并非因為這些目標的根本政治內容力圖顯示自己，而是因為在后极權制度賴以生存的那個复雜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個人類的自由言行，每一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都必然對其造成威脅，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為。這种由政治之前的邊遠地帶發展起來的運動，它的任何最終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隨后与体制沖突的結果，并不是一開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規划和政治沖動和面貌出現的。蕌 1968年的事件再次證明了這點。想對体制進行改革的党內政治家們推出他們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啟，而是受到持續不斷的壓力。這些壓力產生于生活中与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領域。實際上，他們試圖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社會沖突(實質上是制度的目標与生活的目標之間的沖突)，這些沖突每天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發生。他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而且越來越公開化。學者和藝術家們受到整個社會的響亮的呼聲鼓舞，用各种手段來揭露問題，而學生們則要求解決問題的方案。蕌 《七七憲章》的創建也說明了我指出過的問題的道德層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義。如果沒有各不相同的團体之間的強烈共識，沒有那种忍無可忍的，那种無論會遇到何种制裁，不顧前景和結局如何難以預料，也非得團結起來大聲疾呼的急迫意識，《七七憲章》運動是不可想像的。揚·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寫道：“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難的。”我想憲章分子們不僅僅把這句話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遺產，而且作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好的解說。蕌 從外面看，尤其是從社會制度及其權力結构的角度來看，《七七憲章》的出現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靂。當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靂。但這种感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孕育風暴的地方在暗處，在那個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難以梳理清晰的。預測憲章運動出現的可能性正像現在要預測它何去何從一樣机會渺小。這又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產生在隱藏在暗處的事物猛然沖破在謊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時刻。一個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這种事件發生時就越感到震惊。蕌 十一蕌 在后极權制度統治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們沒有机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建立政治組織。由此產生的空白，則由意識形態的儀式來填補。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自然喪失了對政治的興趣，大多數人將那些還可能存在的獨立政治觀點看成不現實的、牽強附會的、自我陶醉的游戲而已，与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去太遠。人們還會覺得這些獨立觀點也許值得推崇，但卻不著邊際，因為一方面純屬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險。眾所周知，當局對任何這樣的舉動的迫害，都是殘酷無比的。蕌 但即使在這种社會，仍會有堅持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或團体，他們以各种方式，努力獨立思考，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建立政治組織，作為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蕌這些人的存在和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艱難的歲月，他們維護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如果從中產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沖動，出現在政治之前的沖突中而且較早地正确表達了自己，從而增加了成功的机會，常常應該歸功于這些單槍匹馬、“沒有士兵的將軍們”。他們在极端困難的時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因此在正确的時机能夠用他們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來丰富這些新的政治沖動力。這個過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證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當年在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由于從事堂·吉訶德式的政治活動而無辜受難，現在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最積极的憲章分子。在《七七憲章》中，人們十分珍惜他們早年所犧牲的這份遺產，他們用親身体驗和政治思考丰富了這個運動。蕌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從未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而且隨時准備承擔直接政治責任的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常犯一個一再犯的錯誤：就是他們對后极權制度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現實的歷史特點缺乏足夠認識。他們不了解這個制度擁有的權力的特殊本質，因此過分強調了傳統意義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們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過程的政治涵義，而這些事件為真正的政治變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為政治角色，或者說作為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們不斷企圖接著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問題。他們保持的行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環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無意識地照搬過時的思想方式，舊的習慣、觀念和原則，對于新環境里出現的問題的意義和實質不首先加以考慮，不顧它們現在的政治意義，何种事物能產生政治影響和潛力，采用何种方式。因為這批人已被權力結构排除在外，他們無法再對權力結构施加直接影響。還因為他們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傳統專制制度上的政治觀念，在某种意義上他們常常与現實脫節。他們這樣講：既然我們的建議一項也不會被采納，為什么還要与現實妥協呢？因此，他們只是在一個真正的烏托邦世界里思想。蕌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權社會里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會不同的。如果公眾大部分對新政治模式及規划和反對党的建立無動于衷，甚至有所怀疑，這不僅僅是因為對公共事務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責任感”的喪失。換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結果。在這种態度里，還有一些健康的社會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們本能地感覺到，如俗話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從現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做。蕌如果近年來蘇聯集團國家中最重要的政治沖擊力一開始(在真正的權力層次產生影響之前)來自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作家、歷史學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來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見者運動”后面的推動力來自從事“非政治性職業”的廣大群眾，這不是因為這些群眾比那些以政治家為己任的人更聰明，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沒有讓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習慣所束縛，因此反而對真正的政治現實有更多的認識，對在這种情形下該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蕌 此外別無選擇：不管一個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夠与“隱藏的層面”對話，不再激勵人民和社會，喚起真正的政治風暴。后极權制度的潛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別處：在制度的复雜指令与生活目標的不斷和殘酷對峙中。生活的目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碼能和諧地活著，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員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監視，自由地表達自己，為創造力尋找發揮的途徑，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這個有關的一切具体事件，跟這個基本的、無處不在的對抗相關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關注。關于理想的政治經濟秩序的抽象計划不能使他們感興趣。這不僅是因為人們知道它們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為人民覺得政治色彩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時此地的考慮。如果他們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來，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羅网。在后极權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實在是太清楚對他們來說不能像人一樣地活著遠遠比哪個党派掌權和如何標榜自己的問題更重要。蕌 拋棄傳統政治原則和習慣的負擔，向人類存在的世界無保留地開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勢后才下結論，這樣不但在政治上更為實際，同時就事物的理想狀態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還要在別處講座討論的，事物真正持續、深刻的好轉不可能產生于任何傳統政治觀念的胜利(如果這种胜利是可能的)。這种傳統觀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結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變化与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將來自人類的存在，來自人類從根本上重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類相互之間与宇宙的關系。一個更好的經濟政治模式的誕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一定來自社會的存在和道德的變化。這种變化不是像設計和推廣新型汽車那樣，它要是不再是過去的墮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變自己的面貌的過程的表現。一個好的制度不會當然地保證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制度。蕌 我要再次聲明我無意貶低政治思想和觀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認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們沒有做到的。我說的“真正的”，是指擺脫了所有傳統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觀念上的工作。傳統模式由一個永遠消失了的環境輸入我們的現實(那個環境即便能回轉，也無法給最重要的問題提供永久的解決方案)。蕌 第二和第四國際同許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組織一樣，可以為我們的各种努力提供強大的政治支援，但它們誰也不能替我們解決問題。他們在不同的世界里運作，也是不同環境的產物。他們的理論觀念對我們也許有意義，并有指導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僅僅与這些組織認同，是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在民主國家里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里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种社會里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斗，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無聊政治把戲中的西方新聞記者們或許會給我們的方法貼上過分拘泥了法律，太冒進，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极右和极左种种標簽。但是我們對此不感興趣。 十二蕌 反對派這個概念經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為這個概念是從完全不同的環境里輸入到我們的社會的。后极權社會里的反對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蕌傳統議會制政府的民主國家里，反對派是在實際權力層次上的一股政治勢力 (常常是一個党派或几個党派的聯盟) 。這股勢力獨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個不同的政治綱領，以政權為訴求，并且作為國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現任政府的承認与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來施展影響，在一致贊同的法律基礎上競爭政權。蕌 除了這种形式的反對派之外，還有一种“議會外反對派”現象，這种反對派大致上也是實際權力層次上的組織，但是它們在制度制造的法規之外運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別于体制內的策略。蕌傳統專制社會里的反對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綱的政治力量，它們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無論如何，它們都無法在一致贊同的法律范圍內競爭權力。反對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當局對抗的力量，或是像游擊組織和解放運動那樣，已經覺得處于与當局武力對抗的狀態。蕌 反极權制度里的反對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樣。那么在何种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反對派這個名詞呢？蕌蕌 1杄有些時候，主要是些西方記者，用“反對派”來指体制內部的人士和團体，這批人發現他們正与最高領導層處在隱蔽的對立狀態。這种對立也許是由某种差別(當然不會是极端的差別)引起，這是一种觀念上的差別。但更多的是權力欲，或大權在握的人之間的個人恩怨所導致。蕌 2杄“反對派”也可以理解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過的產生間接政治效應的行為，也就是讓后极權制度感到受到威脅的行為，實際上的确讓它受到了威脅。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派就是每一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絕在櫥窗上張貼標語和一首自由創作的詩。換言之，反對派就是任何一個以生活的目標超越制度的目標限制的行為。蕌 3杄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開表達他們的不合作態度和批評意見的人， 那些從不隱瞞自己的獨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認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稱作反對派 (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記者的手筆) 。這個意義上的“反對派”和“不同政見”的意思差不多，雖然接受這個標簽和反對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這不僅取決于這批人對他們的政治力量的認識，對參政的抱負，也取決于他們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對派”這個概念的。蕌蕌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七七憲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因為它并無意推出一套政治綱領。因為它沒推出這种綱領，因而覺得它的使命不同。實際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綱領為后极權國家內反對派的定義，則七七憲章不能算是反對派。蕌然而從一開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憲章》視為公然的反對派團体，并以此采取對策。這即是說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條意義來理解“反對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說任何一种擺脫全盤控制，否認制度有主宰個人命運絕對權威的行動。蕌 倘若我們接受這個反對派的定義，那么我們必須同政府一樣把《七七憲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對派，因為它代表了對建立“在謊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權權力的完整的嚴重挑戰。蕌在考慮每一個別的憲章簽名者對于反對派的自覺程度時，則是另外一碼事。我覺得他們多數對反對派的理解是很傳統的在民主社會(或傳統專制)建立的定義。因此，他們認為“反對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雖然無法在權力層面運作，更難以在政府承諾的法令范圍內活動，但仍然不會放棄參政的努力，因為它在某种意義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綱領，它的創建者們准備接受直接的政治責任。鑒于此，很多憲章分子——絕大多數——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對派。少數人是這樣看的， 即使他們完全尊重在《七七憲章》 內部無法進行這种意義上的“反對派”活動這項事實。但是同時，每個憲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權制度的特殊條件，明白不僅僅爭取人權的斗爭有著獨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單純”的活動亦是如此，這樣一來，他們是代表了反對派的一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憲章分子都無法否認是反對派的一員。蕌 另外，還有一种情形使問題更复雜化了。數十年來，蘇聯集團國家的當權派們用“反對派”作為最嚴重的罪名，与“階級敵人”為同義詞。給某人扣上“反對派成員”的帽子，便是指這個人企圖推翻政府，顛覆社會主義 (當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酬金) 。過去的歲月里，這頂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斷頭台，這樣一來人們當然不情愿自己給自己戴上這頂帽子。再說這畢竟是一個名詞，事情是怎樣做的遠遠比怎樣稱呼的更重要。蕌許多人拒絕這個名詞的最后一個原因，是因為“反對派”這個概念的負面意義。將自己定義為“反對派”的，是以与前導的“主流派”的關系來定位的。換言之，他們把自己特別与統治者聯系起來，根据政府當局的位置來确定自己的位置，對于那些僅僅決定在真實中生活的人，那些大聲說出他們的心里話， 表達与人民大眾攜手一致， 按自己的愿望創作，和諧地与他們的“自我”相處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將他們自己的、獨創的和積极的位置下一個負面的定義，取一個不相干的意義，把自己看成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對的人而不是簡單地把他們就看成他們自己。蕌 顯而易見，唯一避免誤解的辦法就是在使用這個名詞之前，先把“反對派”和“反對派成員“的意義和在我們的社會是如何被理解的問題，說得清清楚楚。蕌 十三蕌 如果說“反對派”一詞是由民主國家輸入到后极權國家的，雖然環境大變，但人們卻對其意義沒有一致看法，則“不同政見”這個詞正相反，是西方記者選用的。現在被普遍接受為描述后极權制度里一种特殊現象的專用標簽，那种現象在民主制國家內几乎從未發生過。蕌 這些“不同政見者”們何許人也？ 蕌這個名詞似乎主要用來形容蘇聯集團國家里的、決心在真實中生活的人們，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條件：蕌蕌 1杄他們公開地、 系統地表達他們不合作的立場，他們這樣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條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矚目。蕌 2杄盡管他們無法在國內出版， 盡管他們受到政府無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們的態度，他們贏得了公眾和他們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們在自己的環境中事實上擁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間接的實際權力。這种權力保護他們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們受到迫害，起碼給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煩。蕌 3杄他們的批判視野和追求的事業超越了他們直接環境的狹隘范圍， 涵蓋了具有普遍性的事業。因此他們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雖然他們把自己視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覺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蕌 4杄他們是一群傾向于追求知識思想的人， 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們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這尤其能使得他們吸引海外的注意。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環境讓外國觀察家們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僅僅是比他們的寫作較難察覺的補充材料而已，哪怕他們的這些行為超越了地方環境的范疇。蕌 5杄這批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職業如何， 西方人常常把他們作為積极活動的公民來談論，与其說是談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說是議論他們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親身經歷，我明白有這樣一條看不見的線，你們不想也不知不覺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們就不再把你當作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關心國事的公民，而把你開始當成一個“不同政見者”來對待，這個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許在業余時間里)同時也在寫一兩個劇本。蕌蕌 毫無疑問，滿足上面全部條件的人是有的。值得爭議的是我們是否可以用一個特定的名詞來形容這樣的團体，按照這樣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們究竟應該不應該把他們稱為“不同政見者”。人們就這樣稱呼他們，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時候為了便于溝通，我們自己甚至也這樣稱呼自己，雖然心里不以為然，總是帶點自嘲，總是把這個名詞加上引號。蕌 也許現在應該列舉一下“不同政見者”們對這种稱謂大為不滿的原因。首先，從詞源上講這個稱謂就大有問題。我們傳媒界告訴我們，“不同政見者”就跟“叛徒”或“墮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見者們并不覺得他們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簡單：他們并沒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們努力弘揚人性。要是他們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過是生活中的虛偽和异化因素，“在謊言中生活”的層面而已。蕌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見者”一詞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職業，好像同正常的職業一樣，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憂人的職業。事實上一個“不見政見者”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們是一群做他們覺得該做的事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們不得不處在与當局公開沖突的境況。這個沖突并不是他們有意引起的，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內在邏輯所導致的 (這個邏輯常常与外在環境對抗，往往超出他們的控制之外) 。換言之，他們并沒有著意作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他們不過想作個裁縫或鐵匠罷了。蕌 實際上他們直到做不同政見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會意識到他們已成了“不同政見者”。“不同政見”的動作与對名利的欲求大相徑庭。簡言之，他們沒有決心作“不同政見者”。哪怕他們一天24小時為之工作，也不是當成職業，而是作為一种存在的態度。再說這种態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見者”之名的人的專利，即便是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說過的外在條件。有成百上千默默無聞的人想在真實中生活并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這樣做，但無法做到。而做不到這點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們非得在他們的生活環境里拿出比那些邁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從這么多人中間任意挑選几打，把他們置于特別的范疇，這便會完全歪曲整個情形。這种歪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假設“不同政見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護的類型，能獲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們來標榜自己的寬宏大量。另一面，這可以用來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滿分子無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則都很滿足現狀，要不然他們也就成了“不同政見者”了。蕌 但還不止這些。這個范疇有意無意地支持這樣一种印象，這批“不同政見者”們主要關心的是他們這個小團体的狹隘私利，他們与政府的全部爭論也就看上去不過是兩個團体之間玄秘莫測的沖突而已，完全与社會脫節。然而這种印象与“不同政見”的真實態度完全背道而馳。不同政見的態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關心的是全社會的疾苦，或者說是代表著所有沒站出來說話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見者”有什么權威的話，如果他們還沒有像奇形怪狀、無所事事的昆虫們早就消聲匿跡的話，那并非是政府對這個特殊團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別的敬畏，而是因為“不同政見者”們完全了解根植在隱藏領域里的“在真實中生活”的潛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見產生發展的世界和他們面對的人類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滿著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標之間日益沖突的世界。 (《七七憲章》一出，政府就發動運動，迫使全國百姓來譴責《七七憲章》；還會有比這更有力的例證了嗎？ 成千上万的憲章上簽下的名字都證明了以上范疇的謬誤。) 政權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見者”發起如此強大的攻勢，好像政府害怕另一個權力幫派一樣害怕他們——不是因為他們這些不同政見者真是什么權力幫派，而是因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關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們与別人不同之處，僅僅是他們公開大聲說出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罷了。我前面已提到索爾仁尼琴的政治影響：它并不在他個人擁有的特殊的政治權力，而在于千千万万個古拉格的受害者們的經歷之中，索爾仁尼琴不過是把這經歷放大了，讓千千万万個有良知的人們知道罷了。蕌 將一群著名“不同政見者”們的精英團体模式化，實際上意味著抹煞了他們的活動的最本質的道德層面。我們已經看到，“不同政見者運動”產生于平等原則，建立在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礎之上。說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見者”們難道不是聯合起來，共同捍衛無名的工人的利益么？ “著名不同政見者”們在《七七憲章》的聯合不是因為保衛那些無名音樂家們，才走到一起來的么？ 他們在《七七憲章》中不正是同音樂家聯合在一道，從而成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 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衛其他的公民，他們就越被貼上一個實質上把他們從其他公民們隔离開來的標簽，這真是一殘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論。蕌 我的這番解釋，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為“不同政見”一詞加上引號的意義。蕌 十四蕌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隸屬于奧匈帝國的時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國范疇之外尋求自我認同的歷史、政治、心理和社會條件均不存在。那時T·G·馬薩里克就已基于“從小處著手(”small-scale work“)”的見解制訂了一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綱領。對這個見解的解釋，在各個极不相同的生活領域里——但必須限于現存的社會秩序之內——誠實而盡責地工作，來促進民族的創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馬薩里克极為強調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養，并且重視生活中的道德与仁愛的層面。他認為，一個較有尊嚴的民族命運唯一可能的起點，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當務之急是為更為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按馬薩里克的觀點，人的改變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務的開端。蕌 “為民族利益工作”的觀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扎根，在多方面頗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滿活力。有些人用這個觀念作為他們与當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這批人之外，還有許多人至今仍然始終不渝地堅持著這個理想，在某些領域里，起碼可以指出他們的無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懇懇、盡心竭力、奮斗不息。為了社會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貢獻，他們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謊言(王守云)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就難以想像局面會糟到何种地步。他們正确地認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對政治惡行的一次間接的抨擊。他們也覺得在某些情況下，這种作法是頗為可取的，即便這意味著他們放棄了進行直接批評的理所當然的權利。蕌 但是， 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 現在這种態度顯然有一些局限。試圖實行“從小處著手”原則的那些人頻頻与后极權制度發生矛盾，并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不是從原來的立場上后退，喪失良心、責任心和堅忍性的基礎，干脆隨波逐流(此為大多數人所持的態度)，就是沿著老路繼續走下去，從而不可避免地与當局發生沖突(此為少數人所持的態度)。蕌 如果說，過去人們從未把“從小處著手”的觀念看成為人們在現存社會和政治結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在這种情形下，讓自己被結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棄了“為民族利益工作”) ，那么，在今天這种觀念就更無意義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為准則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我們手頭沒有簡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辦法，來決定“從小處著手”何時不再“為民族利益服務”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种逆轉的危險与日俱增。“從小處著手”頻頻受到限制，而超過這個限制之外的避免沖突，就意味著放棄了“從小處著手”的實質。蕌 1974年， 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頂頭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釀啤酒的高手。他對自己的職業引以為榮，想讓厂里釀出好酒來。他把几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不斷想方設法改進工作。由于他錯以為我們也跟他一樣熱愛釀酒工作，他常常讓我們感到窘促難堪。在一群社會主義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難想像有更有創造性的工人。蕌 管理啤酒厂的領導既不精通業務，也不熱愛本職工作，可是他們在政治上卻更有權勢， 他們導致了工厂的倒閉。他們不但拒絕接受S君的建議，反而對他的成見越來越深，并且千方百計地阻撓他把本職工作做好。最后，情況變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給他的經理的上級寫了封長信。 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難，解釋了該厂為何在本地區名次倒數第一的緣由，并指出了誰應該負任。蕌 S君的呼聲是有可能被上級听到的。 那位經理在政治上有權有勢，但卻對啤酒一竅不通。他憎恨工人，專搞陰謀詭計。這樣的人本該被撤換，啤酒厂的條件本該按照S君的建議得到改善。 假如這种情形真的發生了，即可成為“從小處著手”產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遺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發生了。該厂經理乃是本地區党委委員之一，在上層机關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決。S君的分析報告被打成“誹謗的證据” ，他本人則被誣陷為“政治顛覆犯”。從啤酒厂被開除后，他被貶到另外一個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崗位上。在此“從小處著手”的觀念便在后极權制度面前碰了壁。 S君因為說了真話，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規，被逐了出來，結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誣陷為階級敵人。現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但是從原則上說，他的話再也沒有人听了。他已成了東波希米亞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見者”。蕌 我認為，從另一方面著眼，這件事是一個闡明我在前面的觀點的模式：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并非僅僅因為他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种复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制度拋棄，而且置身于与之相沖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這就是我們現今的情形無法与奧匈帝國時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絕對專制統治是黑暗的時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見者”——卡雷·哈佛里謝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現在我們要是不浮媚的話，就得承認“不同政見者”比比皆是。蕌 對“不同政見者”放棄“從小處著手”一事說三道四是荒謬可笑的。“不同政見”并非馬薩里克原則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結果。我說“常常”，是強調這并非一貫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責任心的人才會与現社會及其政治制度產生抵触。釀酒專家S君畢竟有獲胜的可能，對那些堅持自己立場的橫加指責，因為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而未成為“不同政見者”，就像把他們標榜為“不同政見者”一樣荒唐可笑。總之，如果不根据事實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試圖在真理中生活而產生的個人環境來判斷人類行為的話，那么這是同整個“不同政見”態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見”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蕌 十五蕌 上面提過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許僅限于拒絕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識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動机是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員打小報告，他就決心不挂任何旗子。他不去參加他認為是虛偽的選舉；他不再對上級隱瞞自己的觀點。換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過是拒絕服從現制度強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 (當然這并非沒有意義) 。然而這种行為可能會有所發展。水果商也許會開始做些具体的事，作些超出為了抗拒控制和自衛范圍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發現的高度責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們組織起來共同捍衛他們的利益，他可以上書不同的机构，提醒他們注意在他四周發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義的現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們散發。蕌 如果我所稱的在真實中生活是“獨立的公民首創性”“不同政見者”或“反對派”運動的存在意義上的起點，那么這并不是說每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屬于這個范疇。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廣泛的意義，在真實中生活涵蓋面很廣，且含糊而難以界定。其中充滿了人類意志的溫和言論，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響可能永遠也不會被察覺，最多不過被看成社會气候和環境的一個部分而已。這些言論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級階段：你不過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為尊嚴地活下去罷了。蕌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見解和職業，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 (如當地環境特征、朋友等等)，在這片廣漠、荒蕪的曠野上，或許會出現較為連貫和清晰的首創精神。這种精神超出了純粹個人的反叛行為，轉化成更有意識、有組織、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實中生活不复是對在謊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變得積极敢言，這時就會產生出可稱為“社會的獨立精神生活与社會、政治生活”。這种獨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賴性生活”)之間并無极為嚴格的界線，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獨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內在的解放。這樣獨立生活猶如一葉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雖然中風浪中顛簸飄搖，但總能不斷浮起，在為在真實生活看得見的使者，為受壓制的生活目標仗義直言。蕌 何為社會的獨立生活？ 它的言論和行為的范圍自然是极廣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對世界的思考、自由創造活動、人際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間觀念，也包括了獨立的社會自我組織。總之，社會的獨立生活就是在真實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現和實行的領域。蕌 因此，下文所稱的公民的“首創精神”、“不同政見者運動”甚而“反對派活動”，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樣，出現在這個領域，這個社會的獨立生活之中。換言之，正如社會的獨立生活是從最廣義的“在真實中生活”發展而來，是這個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現，“不同政見”也是逐漸從“社會的獨立生活”中產生。不過這儿有一個明顯的差异：如果我們能夠至少在外表上把社會的獨立生活看成在真實中生活的較高形式，我們卻很難肯定“不同政見者運動”必須是社會獨立的較高形式。這种運動不過是生活的一個方面，它也許是生活中最引人矚目和一眼看上去闡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現，很難說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無論在普遍的社會意義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響上，都是如此。 無論如何，得到一個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見”就被人為地驅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實際上想把“不同政見”及其全部背景分离開來是作不到的，因為不同政見是由其背景衍生而來，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組成部分，從大背景中獲得生命力。總之，綜述以上對后极權制度特征的分析，我們結論是，在特定時期內，表面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問題完全取決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從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 結論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參加社會的獨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見”的人的工作，才能談“不同政見者”們的實際工作及其效果。他們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寫作而置官方的審查和要求于不顧，當官方出版社不予以發行時，他們則由地下方式(SAMIZDAT)發表他們的作品，他們也可能就是哲學家、史學家、社會學家，或進行任何獨立學術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過官方渠道，他們則通過地下方式散發他們的著作，或者組織秘密的討論會、講演和專題研討班；他們也可能就是老師，秘密地把官方學校不允許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他們可能是牧師，無論是否任神職或被褫奪了傳教的權利，也努力堅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們可能是畫家、音樂家或歌唱家，不顧官方机构對他們的看法，盡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們可能是分享和幫助傳播這個獨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來代表和捍衛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會工作有真的意義或組織獨立的工會；他們可能是大膽向官方呼吁，要他們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爭繩之以法的人，他們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團体，竭力擺脫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觀而過獨立的生活。這些人的名單還可以列下去。蕌 极少有人會把這些人叫作“不同政見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見者”跟這些人又有何區別？事實上“不同政見者”的行為与這些人又有何兩樣？難道他們不撰寫學術論著并以地下方式發表嗎？難道他們不在創作劇本、小說和詩歌嗎？難道他們不在給地下“大學”的學生講課嗎？ 難道他們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義行為作斗爭，努力确定和表達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真正利益嗎？ 蕌在說明不同政見者的態度的由來，內在結构及其他方面之后，顯然我已經把我的觀察由外部轉移到分析探討“不同政見者”的實際行動、表達首創精神的方式和他們的取向。蕌 那么我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開始時預先決定一切活動的最重要活動范圍，就是企圖創造和支持“社會獨立生活”來作為“在真實中生活”的公開輿論。換言之，即持續、有目標和光明正大地為真理服務并作好組織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在真實中生活是反抗現制度异化壓力的起點。是所有獨立的政治行為的唯一有意義的基礎，最后也是“不同政見”立場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難想像除了為真理、為真正的生活服務，為真正的生活目標創造空間之外，還會有什么其他的基礎存在。蕌 十六蕌 后极權主義制度正在向人類發動一場全面進攻；人類慘遭遺棄，孤獨無援，只有孤軍奮戰。因此一切“不同政見者運動”自然都明顯是保衛性的，它們反對后极權制度的目標，捍衛人類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標。蕌 波蘭的團体KOR現在就叫社會自我防衛委員會。 “防衛”一詞也出現在波蘭其他類似的團体名稱里，甚至連蘇聯的赫爾辛基條約監控小組和我國的《七七憲章》，也顯然有防衛的性質。蕌 就傳統的政治而言，防衛性的綱領可能顯得調子低，臨時的和最終負面的，這畢竟是可理解的。由于無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識形態，它就不符合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定義，因為政治總有一個“正面”的綱領，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衛某人、反對某事上面。 我以為這個觀點表現了傳統政治觀察法的局限。后极權制度畢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個特殊政治路線的表現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對社會的侵害，或對社會的自我侵害，是長期、复雜而极其沉重的。僅僅靠先确立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再力圖更換政府，這不但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夠，因為這樣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已不再是路線或綱領的問題了，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問題。蕌 有時候，就像為了在白天觀察星辰，我們必須下到井底一樣，為了了解真理，我們就必須沉降到痛苦的底層。我認為在某种特殊意義上 (不僅僅就我們的生活環境而言) ，這個”低調的“、“臨時的“和“負面的“綱領，這個僅僅捍衛人民的綱領乃是現在最理想、最積极的綱領，因為它迫使政治回歸到唯一本原的起點；要想避免所有過去的錯誤，政治就必須回到其起點本身——個体的個人。在民主社會，對人的侵犯并不顯得那么明目張膽、殘暴無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發生，情況也許非得變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們的社會，正由于我們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經過了那個轉變：政治思想主要關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個“積极的“、自我贖救的模式(當然還有政治投机這個負面的因素)，而是迄今為止一直被這种模式和投机束縛的人們。蕌 誠然，每個社會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組織。如果這個組織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什么別的目的，則人民應得到解放，空間應得到擴展，使得人民按有意義的方式，自己組織起來。〔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組織起來，從而使人民可能獲得所謂解放，對這种腐惡昭彰的作法，我們早有切膚之痛的了解。蕌總而言之，大部分深受傳統政治思考方式束縛的人，把“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點。我的看法正相反：這個特征乃是其最強大的力量所在。我認為，正是依靠這一力量，這些運動才取代了那种視不同政見者運動綱領為不當的政治觀。 十七蕌 在東歐的“不同政見者運動“中，保衛人類通常采用捍衛人權和民權的形式。各种不同的官方文件，諸如《聯合國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協約》、《赫爾辛基國際會議最后決議》以及各國的憲法均以捍衛人權和民權有明文規定。這些運動的旨趣在于保護所有因為按這些權利精神行動而受到迫害者；他們轉而按同樣的精神繼續他們的工作，不斷堅持要求當局承認并尊重人權与民權，提醒大家注意人權受到踐踏的情形。蕌 因此，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律原則基礎之上的：他們公開地工作，毫不掩飾；他們不但堅持他們的行為与法律一致性，并且堅持尊重法律是他們的一項主要目標。 這個法律的原則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构架及出發點。 這一現象在東歐所有“不同政見“組織中頗為普遍，雖然各組織對此不曾達成共識。這個情形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權力被廣泛地濫用的情形下，人們還會普遍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法律原則呢？ 蕌首先，強調法制是后极權制度的特定條件下的一种自然表現，亦是初步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結果。倘若事實上僅有兩條為自由社會而斗爭的道路——一條是通過合法手段，另一條是通過暴力手段(武裝或非武裝)——那么，在后极權制度下采取第二條道路顯然是极不恰當的。只有當各种條件都處于公開和明顯的動蕩狀態，比如戰爭時期，或社會和政治沖突達到危机狀態的情況下，才适合起義。起義同樣适合于剛剛建立的、或處于崩潰邊緣的舊式專制制度。蕌 換言之，只有在實力相當的兩股社會力量 (比如侵略者的政權和為自由而戰的民族) 為爭奪實際權力而互相沖突的情形下，或在篡權者与被征服的大眾之間產生明顯裂痕的情形下，或當社會處于公開危机狀態時，才适合起義。除了匈牙利1956年起義那种爆發性情形之外，后极權制度下發生的情況都与上述情況相反。這儿情形是靜止而穩定的，社會危机多半只是潛伏存在而已(雖然這些危机會有所加深)。蕌 就實際的政治權力而言，社會并不是兩极分化的。然而正如我們所見，每個人身上都經歷著各种根本的沖突，在這种情形下，任何起義的企圖都無法在其他社會階層得到絲毫反響，因為社會正處于“酣睡“狀態，沉浸在消費者的狂熱競賽之中，并且完全卷入進后极權社會(即加入該制度的行列并充當其“自動作用“的代理者)，從而無法接受任何暴動。社會把暴動看成是對社會本身的攻擊，不但不支持暴動，反而极可能加深對社會制度的偏愛，因為它覺得制度起碼能夠保障某种半法制性。蕌 此外，另一個事實是后极權制度手中掌握一個直接或間接監控的复雜机器，這架机器史無前例。顯然，暴動的企圖不但在政治上死路一條，在技術上也几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暴動的意圖還沒來得及付諸實施之前，就會被扼殺。即便暴動是有可能的，那也不過是几個散兵游勇的孤立行為，不但面臨國家(和超國家)政權机构強大的反對，而且會受到他們以其名義來造反的社會本身的反對。而且會受到他們以其名義來造反的社會本身的反對 (隨便提一下， 這就是當局及其宣傳机构一直把“恐怖分子“的罪名強加在“不同政見運動“頭上，譴責這些運動采取非法謀反手段的另一個原因)。蕌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不同政見運動“主張法制的主因。這個原因深藏于“不同政見“觀點的內部結构中。這种觀點勢必与暴力變革的觀點水火不相容，反對把信念寄托于暴力 (一般說來，“不同政見“的觀點只有在极端情況下才把暴力作為必需的罪惡加以接受，那時唯有以暴抗暴，而消极地不抵抗則實際上意味著對暴力認可，讓我們回憶一下第二次大戰的一個起因，就是歐洲國家盲目的不抵抗主義) 。如上所述，對于相信只有通過任何手段來改變制度和政府才能實現深刻社會變革的政治思想，并認為為了這些根本“的變革應犧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觀點，“不同政見者“們是頗不以為然的。那樣的話，尊重理念就超過了尊重生命，這乃是又一次奴役人性的一大威脅。蕌 如我所述，“不同政見運動“的觀點与此正好相反。他們認為制度的改變是表面的、次要的，并不能保障任何東西。因此，他們不再作關于未來的抽象政治构思，而轉向實實在在的人生，找尋行之有效的捏衛人類的方法；這种態度自然与一切打著“為美好未來“的旗號的暴力格格不入。他們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來只會比現制度更加邪惡。換言之，暴力換得的未來只會讓暴力打上致命的烙印。同時我們不應該把這种觀點誤解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溫和主義。“不同政見運動“并非因為暴力的改朝換代方式過于激進才回避它。正相反，回避的原因是它顯得很不夠激進，在他們看來，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單憑制度上的變化(政府的或技術上的)是無法解決的。有些人死抱著19世紀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不放，把我們的制度看成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极的強權統治，并由此推論剝削者永遠不會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他們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以革命來將剝削者掃地出門，自然他們認為爭取人權是机會主義的，法律上太過拘泥，很不現實，而且會誤入歧途，因為其前提就十分令人生疑：你能在虛假的法制基礎上与剝削者進行誠實的談判。問題的症結是：他們無法找到意志堅定的人來從事這种革命，結果他們變得怨天尤人，消极彷徨，最后冷漠木然——也就是說，變成了現制度想要他們變成的人。這就是在后极權社會環境中机械搬用另一世界、另一時代的意識形態模式而使自己誤入歧途、不可自拔的一個例證。蕌 當然，當法律——尤其是關于人權的基本法律——不過是一扇假象世界的櫥窗，是受到暗中完全操縱的一出把戲的時候，人們詰問訴諸法律的真實意義，也不必非去鼓吹暴力革命不可。“他們可能批准任何法律，因為他們仍然會置法律于不顧而為所欲為“。我們常常听到這樣一种觀點。堅持“信他們(政府)的話“，強調連小孩子都明白不過是政府可任意玩弄的法律，難道到頭來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偽善，一种阻撓之舉，最后則變成玩把戲的另一种花招，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騙嗎？ 換言之，訴諸法制的方式真的能与“在真實中生活“的原則兼容并蓄嗎？ 蕌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看一看后极權社會內法律作用的廣泛內涵。蕌舊式專制制度較之于后极權制度，其統治者的意志是以更無約束和直截了當的方式貫徹執行的。專制毋庸隱瞞它的基礎和權力動作的真相，因而不必設立法典來羈絆自己。而后极權制度卻完全擺脫不了把一切都約束在大一統秩序之內的必要。在這种情形中，生活中充滿了規定、公告、指示、准則、命令和條例的网絡(稱之為官僚网絡不是沒有道理)作為固有的、以复雜手段主宰人們生活的直接工具，這些准則和規定在后极權社會里發揮作用。個人變成了這架龐大机器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和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于他在這架机器里的作用。總之，個人的工作、住房、活動、社會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制。事事受到預先決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個越出規矩的行為都被看作放縱、違章、違法之舉。沒有官僚机构難得頒發的許可，餐館廚師就不能為顧客烹飪特別的菜肴，歌唱家就不能在音樂會上演唱新歌。從廚師到歌唱家，每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一張官僚規章文牘的羅网籠罩，這張羅网就是后极權制度不可避免的產物。這張羅网自己的目標束縛一切生活的目標，而它的目標就是它自身平穩、自動運轉的既得利益。蕌 狹義上來說，法典也以直接方式為后极權制度服務，或者說法典也是那個法規禁令森嚴的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同時它也以間接的方式為制度服務，使法典与意識形態的關系拉得很近(根据法典卷入的程度)，在某些場合，變成了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蕌 1杄与意識形態一樣， 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里，給人一种愉快的幻覺：正義得到伸張，社會受到保護，權力運作有客觀的規章制度可循，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后极權制度法律實踐的實質：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操縱。如果讓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一無所知的外國觀察家來研究我們的法律的話，就根本無法理解我們在抱怨什么。下面的一切，都會對這位外國觀察家隱瞞起來：對法院和檢查官的政治操縱，律師為客戶辯護受到的限制，實際上的秘密審判，公安部隊的蠻橫無理和凌駕于司法部門之上的權勢，對法律條文中几條故意寫得模棱兩可的條款任意擴大适用范圍，國家對法律中正面條款 (關于公民的章節) 的完全不顧，等等。這位觀察者的唯一印象也許是我們的法典并不比其他文明國家遜色，除了某些奇怪章節，譬如憲法中規定永久性的一党專制，對超級大國鄰居的熱愛等等，這部法典与其他國家別無二致。不僅如此，如果觀察者有机會研究警察与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面和文字記載，就會發現大部分情形刑法的普遍規則得到了遵守；被捕者在規定期限內受到起訴，拘留者亦是如此，起訴程序循規蹈矩，被告亦有律師，等等。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理由：他們都依法行事。可是事實上他們卻殘暴無端地毀滅了一位青年的生命，也許僅僅因為他或她秘密影印了被取締的作家寫的小說，也許因為警方蓄意捏造證据(對此從法官到被告，人人皆知)。可是這一切都隱藏在幕后。從審判記錄上看，偽證不見得就一目了然，而且有關的章節并不正式排除對影印禁書進行起訴的适用性。換言之，起碼在某些方面，法律條文不過是假象世界的一扇櫥窗而已。那么它存在的理由何在？ 跟意識形態存在的理由一模一樣：為現制度和個人之間搭起一座尋找借口的橋梁，使個人更容易進入權力結构，為權力的任意要求服務。這种借口把個人引入騙局，讓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只不過是在維護法治，不讓罪犯侵扰社會(如果沒有這种借口，招聘新一代法官、檢查官和審判員的工作必將困難重重) 。然而，作為表象世界的一側面，法典不僅欺騙了檢查官的良心、欺騙了公眾、欺騙了外國觀察者，也欺騙了歷史本身。蕌 2杄法典跟意識形態一樣， 是權力結构之外儀式交流的關鍵工具。正是法典本身為權力的實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則，正是法典本身讓現制度的各部門互相交流，充分說明和建立合法性。它為整個游戲提供了“規則“，為它的工程師提供技術。若沒有這個普遍儀式的成全，充當維系權力結构各部門的共同語言，后极權制度內的權力實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壓迫工具在權力結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規章。否則，假如沒有法官、檢查官、審判員、沒有辯護律師、法庭速記員和厚厚的卷宗，假如沒有某种嚴格的法令把一切集中為一個整体，特別是看起來毫無害處的關于煽動罪的第一百條，那么，怎么會那么輕而易舉地、難以覺察地把影印了几本禁書的人關進監獄呢？ 當然沒有法律和輔助工具，這一切也能辦得到，但只能在某個由烏干達匪幫控制的短命獨裁社會里實行，而不可能在包括了文明人類一大部分的、代表現代世界中的一個完整、穩定和受尊敬的部分的制度內實行。沒有法典，不僅無法想像，在技術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沒有法律作為儀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權制度就根本無法存在。儀式、假面和借口的整個角色看上去最精彩的部分當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規定公民不允許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節，而是闡明公民權利及義務的章節。這些章節除了空洞的詞藻之外別無他物，但即便是這些章節對制度來說都极為重要，因為制度就靠著它們在本國公民、學童、國際公眾和歷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對此制度不能不聞不問，因為它不能怀疑對它的生存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 (我們已經看到權力結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識形態及其聲譽束縛) 。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現的一切，并會損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蕌 如果權力的實施就像血液在血管中循環一樣，在整個權力結构中流動，法律就是強化血管壁的藥。如果沒有這個強化劑，權力的血液就不能有規律地循環，社會軀体就會四處大出血，秩序就會崩潰。蕌 人們堅持不懈、始終不渝地訴諸法律——不僅僅是有關人權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并不意味著他們相信法律在現社會不過是一紙空文的幻像，他們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但正因為他們明白現制度對法律，即對法律“崇高“言詞的极端依賴，他們也知道訴諸法律的手段是何等重要。因為現制度不能沒有法律，非得裝作遵守法制不可，也就不得不對訴諸法制的呼聲作出某种反應。要求依法行事因而就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項行動，威脅了整個虛偽的法律制度里最虛偽的環節。這樣的訴求一次又一次讓公眾和掌握政權的人看清了法律純粹儀式上的實質，讓大家注意它的實際物質本色，從而間接地迫使躲在法网之后的人，認可并守信于本來是制造借口的机构、交流工具和社會血管的強化劑。沒有這种血管，他們的意志便無法在社會里循環。為了自己的良心，為了給外人留個好印象。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是制度的自我保護机制和連貫性原則的一部分) ，或者干脆就是怕別人指責他們執行儀式時的表現太拙劣，他們不得不這樣作。此外他們別無選擇：由于無法拋開自己的游戲規則，對這些規則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對挑戰不理不睬，意味著自毀借口，并會失去對自家相互交流的系統控制。認為法律只是裝潢門面，毫無約束力，訴諸法律只是無的放矢，這种想法就是加強了法律裝潢門面和制造儀式的作用。這等于肯定法律為假象世界的一個方面，為那些濫用權勢的人舒舒服服地用最廉价 (也是最虛偽的) 手段制造借口大開方便之門，我經常看到，警察、檢查官和法官和經驗丰富的憲章分子及敢作敢為的律師打交道時，如果他們受到公眾注意 (大家知道了這些執法者的名字，他們沒辦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性的保護) ，他們就會匆匆忙忙、十分急迫地變得特別謹慎，小心不讓儀式出現紕漏。這當然并不改變專制政權隱藏在儀式之后的事實，然而官員們的緊張和不安就必然對專制的動作有所制約、限制和削弱。蕌 這些當然是不夠的。但“不同政見“觀點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它來自人類現實生活的“此時此地“。盡管它不夠完善，只能減輕個別平民百性的痛苦，但它重視反复和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基于對不确定未來的抽象的“最終方案“的關注。總之它看起來就像馬薩里克式的另一种 “從小處著手“， 乍看上去与“不同政見“觀點南轅北轍。蕌 現在我得強調一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有哪些內在的局限，否則問題就不會講得很全面。關鍵是：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法律不過是保護生活好的一面、避免坏的一面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且是很不完善的，基本上是外在的。法律本身并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些。它的目的是提供服務，其意義亦不在法律本身。讓大家都尊重法律，也保證不了大家都過上好日子。創造美好生活是人們的工作而不是法律机构的職能。可以設想整個社會法治健全，人人遵紀守法，但人們卻無法生活下去。反之，也可以設想某個社會法治极不健全，執法、守法都不完善，但人們的日子還算過得去。關鍵問題是生活質量如何，法律有助于生活的提高還是壓制生活，而不是法律是否得到遵守 (嚴厲的施行法治，往往對人類的尊嚴帶來災難性影響) 。博愛、尊嚴、美滿、幸福的生活，關鍵不在憲法和刑法。法律只是對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制訂尺度，因此可以讓生活過得更好，也可以讓生活過得更糟。法律或限制、或允許、或懲罰、或寬容保護，但卻不能給予生活以實質或意義，為法治而奮斗，就必需把法治放在現實生活之中來觀察。如果對生活的光明面和苦難的真正狀況毫無認識，如果生活与道德毫不相干，這場斗爭遲早將會敗在某种學究气的自圓其說的理論手里，哪怕不情愿如此，這樣做的話，就越來越像外國觀察者，單憑審判記錄來結論，滿足于一切規章都受到遵循。 十八蕌 假如“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基本任務是為真理服務，即為真正的生活目標服務，如果這個任務必然發展為捍衛個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實生活的權利 (即捍衛人權，并為維護法律尊嚴而斗爭)，那么下一階段的任務，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階段，便是瓦克雷夫·本達所稱的平行結构的發展階段。蕌 決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們無法直接影響現存的社會結构，更不用說參加到這個結构之內，他們就開始創造我所說的“社會獨立生活“，而這個社會獨立生活就開始以某种方式自行產生自己的結构。有些時候，我們只看得見這些結构過程的早期的跡象；而另一些時候這些結构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它們的產生和發展与“不同政見“現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們的活動范圍遠遠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隨意性定義的“不同政見“。蕌 那么，這些結构是什么呢？ 伊凡·吉魯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創造了“第二文化“這一概念，并付諸實踐的第一人。雖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搖滾樂和某些感性与搖滾樂家們相近的文藝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詞卻很快就用來指整個受壓制的獨立文化，即不僅包括藝術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哲學思維。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創造了自己的基本組織形式，如地下出版的書籍和雜志，秘密演出，地下音樂會，地下討論會和展覽會等 (所有的這些形式在波蘭均得到极大的發展；波蘭有不少獨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雜志，甚至還有政治期刊；除了复寫紙之外，他們還有別的印刷工具。在蘇聯，地下出版有著更悠久的歷史，但顯然其形式有所不同) 。因此，在文化領域內，我們可以看到“平行結构“最高度發展的形式。本達當然也曾經思索過這一結构在其他領域里潛在的雛形。從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學)、平行的工會、平行的對外交往， 以及平行的經濟的假想， 他都考慮過。据此“平行結构“，本達發展了“平行政体“或平行國家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說，他從這些結构中看到了這种平行政体的基本要素。蕌 在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的獨立生活和“不同政見者運動“無法避免一定數量的組織和机构。這是一种自然的發展過程，除非社會的獨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嚴厲鎮壓和取締，否則這种傾向就會發展。与此相呼應，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發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樣帶著政治色彩的團体將會繼續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 并且互相作用和沖突。 蕌這些平行机构，可以說代表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見“賦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支持和發展這些結构。它再度證實了一個事實：即社會反抗极權制度的一切努力，歸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圍。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實現不同的生活，与自己的目標協調一致，并能夠讓結构自身与生活目標協調一致的領域。這些社會自我組織的早期活動，正是讓社會的某些部分在真實中生活，讓社會擺脫后极權主義自我維持的因素，從而讓社會自身從后极權制度里脫身而出。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動，正是為了從自己開始徹底否定后极權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礎上建立他們的生活。這些傾向，正是對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歸的原則的再度肯定。平行机构畢竟不能先驗地產生于体制改變的理論觀念中，而來自生活的目標和人們活生生的、真實的需要(沒有政治派別要卷入進去) 。實際上，制度的最終變化(我們現在能觀察到的僅僅是其基本形態而已) ，均是由下而上的。這是生活的壓力使然，而并不是先于生活、指導生活，把變化強加于生活。蕌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個人生活的任何一個有意義的出發點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它并非某种帶有片面性的東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團体，對其他人不适用。恰恰相反，這個出發點必須能夠适合于任何人，必須能夠預示某种全面性的解決方案。因此，它不僅表達了個人對他們自己、為他們自己的內傾的、自我滿足的責任感，而且對全世界、為全世界的責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為倒退行為、孤立的行為，只顧自己小團体利益，對大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的話，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總之，認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無關乃是一种錯誤的觀念。這种觀點一開始就會把它的出發點從“在真實中生活“、即關心他人的原則那儿异化，最終不過變成“在謊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雜的形式而已。這樣一來，就當然不再是個人与團体的真正出發點，并會讓人想到對“不同政見者“的誤解：他們不過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團，与權勢進行特殊的對話。總之，至少是在后极權制度內，平行結构中最發達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個人通過千絲万縷的聯系同時在“第一位“的官方結构中生活這個條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這些聯系也許不過是在國營商店里購物，用官方的貨幣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當興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當成一种固定程序來過的話，這豈不成了每個人必須過的、精神分裂的“在謊言中生活“的翻版嗎？ 如果某個出發點不是“榜樣性“的，對別人不适用，對個人自身也同樣是無意義的，對此我們又有了進一步的證實。巴托契卡曾經說過，責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們隨時隨地都負有責任。也就是說，責任是我們的，我們必須此時此地——在上帝賜与我們的時間和空間里接受、承擔責任；我們無法轉移別處——不管是印度教寺院還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責任。如果說西方青年常常認識到隱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決個人和團体困惑的方法，顯然這充分而必要的說明了遁入教門并無普遍意義，因為并非每個人都能遁入教門。基督教則提供了一個相反的出路：這是我們此時此地的出發點，這是由于每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走這條路。蕌 換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為加強人們對整体的責任感的一种行動，作為發現責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為對責任的逃避，才有意義。蕌 十九蕌 我已經談過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政治潛力，以及對在“真實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導致變化而進行預測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這個問題上預測究竟該冒多大風險，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獨立的、積极主動的行動的基本特征是，它們總是(起碼在起初階段)一种滿盤皆贏或皆輸的賭博。蕌 然而，我們起碼也要大致地考慮一下“不同政見運動“能實際改變社會的一些不同途徑，否則我們對這种運動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對整体和整体的責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諸實踐的不同途徑。蕌 首先必須強調，包括社會的獨立生活、“不同政見運動“的整個范圍，當然不是能夠影響后极權國家歷史的唯一潛在因素。在后极權制度內，潛伏的社會危机可能在任何時候不受這些運動的影響，而引起一系列深遠的政治變更。這种危机可以將權力結构肢解，導致和加速各种隱藏的沖突，從而造成一連串人事、觀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變化。它可能會极大地影響整個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會動亂和不滿情緒的爆發。在蘇聯集團國家中心發生的權力轉變，可能會以不同方式對不同的國家產生影響。當然，就像世界文明的總趨勢具有重大影響力一樣，經濟因素也有重要影響力。國際政治，另一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國際利害關系不斷變化的結构，東歐各國的立場等等，是一個极端重要的領域，它可能成為巨大變化和政治動亂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職位的人，也不是沒有影響力的，雖然我已經強調過不應過高估計后极權社會高層領導人物的重要性。諸如此類的影響及其种种綜合因素十分繁蕪，并且只有在這种廣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見運動“的最終政治影響。這只是影響政治發展的眾多因素之一 (而且遠非最重要的因素) 。它与其他因素的區別，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從保衛人類的角度來考慮政治發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諸于行動。蕌 我們看到，這些運動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對社會產生影響，而不是影響權力結构，起碼不是直接和立竿見影的影響。獨立的主動性涉及隱藏的領域，表明“在真實中生活“是人類和社會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擇，并努力為這個生活創造更多空間，幫助(雖然只是間接地幫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開權力的廬山真面目。“不同政見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們不是社會的前衛和精英，先知先覺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覺悟大眾的思想覺悟“ (這种傲慢不遜的自我投射，屬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自以為對某种“理想的規划“擁有專利，有權將其強加在社會頭上) 。“不同政見者“們卻不想作任何人的領袖。他們以每一個人根据自己的經歷和工作來作出抉擇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傳把憲章分子描繪成“自我封官論職的人“的話，那并不是強調他們想當前衛的野心，而是那個政權思維邏輯的自然流露。這個政權一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個攻擊性的宣傳后面可以看到打著“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發號施令，把權勢者從高位上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俗套。這套把戲，當權者們已經耍了很多年了)。蕌 因此，作為社會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見運動“，總是以間接方式來影響權力結构，因為它主要關切的是社會那隱藏的領域，因為問題并不在于在實際權力的層面与政權直接沖突。蕌我已經闡述了一种途徑，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責任感就得到間接地加強。當然，這是更廣泛影響的一個具体例子，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种間接的壓力。這個壓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觀和“不同的言行舉止“產生。而權力結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斷對這种壓力作出某种反應，但這种反應總是局限在壓制和适應這兩個范圍之內。有時候一方占上風，有時候另一方占上風。例如：波蘭的“飛行大學“現在受到更多迫害，“飛行教師“們被警方拘捕。但同時，官辦大學里的教授們卻采納了一直被視為禁臠的課題，丰富了他們的課程，這便是“飛行大學“的間接壓力造成的結果。 适應的動机可以不同， 從“理想的“(隱藏的領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喚醒了)，到純實用性：當權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們對風云詭譎的思潮，心理与社會气候加以重視，作出靈活反應。這些動机在特定的運動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導作用，對于最終的結果并無大影響。蕌适應是政權的反應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階段。有些人可以試圖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員納入官方的結构，利用他們，讓兩者之間多少有些相像，從而調整顯而易見和難以相持的不平衡狀態。在60年代，開明的共產党員開始“發現“某些未受到認可的文化价值和現象。這是具有積极意義的一步；可是這一步也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經喪失了一些獨立性和創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們的信譽也因此減弱了。在下一個階段，這种适應可能引導官方按其最終目標和現行結构進行种种改革嘗試。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徹底的措施，企圖結合和協調為生活服務和為后极權制度“自制性“服務的目標。但是改革只有到此為止。它們混淆在真實中生活与在謊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煙幕、迷惑社會、把水攪混，讓人們迷失方向。當然，這并沒有改變改革從根本上說來是件好事這個事實，因為改革開辟了新的空間。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協的界線更加困難了。蕌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應階段，是官方結构內部分化的過程。因為生活真實的需要，官方結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開放 (一個例子：不用改變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礎，新的出版社、社團刊物、藝術團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會在由下而上的壓力下涌現出來。例二：作為后极權制度典型的“傳送帶“官辦的單一、獨家的青年組織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壓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獨立成分的組織，如“大學學生會“，“高中生學生會“、“勞動青年團“等等) 。這种分化鼓勵了自下而上的主動性，新的結构出現了，兩者之間有了直接的關系。新結构有的已經形成了平行組織或獨立的組織，同時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認可，這些新組織不是适應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結构，同時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現今環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它們真正表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大趨勢(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這种組織最出名的是KAN，非共產党員積极分子俱樂部，K231——一個前政治犯的組織等)。蕌 作為后极權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組織机构是按照自動性原則產生并為之服務的。在分化的終极階段，官方組織開始萎縮衰亡，最終被新的組織取而代之。新組織由下而上發展而來，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蕌 當然我們還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途徑，來取得普遍的組織方面的政治變革，全面削弱現政權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組織方面的變革實際上的途徑，正如我們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親身經歷的那樣。還有一點我們必須補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證都是特定歷史進程的一個部分，我們不應將其視為唯一的選擇和一定能夠重演的示范(尤其對于其他國家)。這個事實當然絲毫減弱不了其作為人們迄今仍在尋求教訓的重要性。蕌 論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有必要指出當時運動發展的一些特點。所有的變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來在概念和結构上發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結构的壓力。這种平行結构和官方結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也沒有什么現在所說的“不同政見者“。那時的變化是局部的人。人們自發地試圖爭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獨立的創作和政治發言權。通過長期自發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會的獨立生活滲透到現在的結构之中。這种努力通常是從官方結构的邊緣和周圍開始，悄悄地建立了獨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說，社會覺醒的過程是逐步的，在隱藏的領域逐漸開放的“緩慢“過程 (官方宣傳中談到所謂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為營的反革命活動“，多少真實地描述了生活目標前進的過程) 。在社會覺醒后面的推動力量并不見得僅僅來源于社會的獨立生活，這种獨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會環境。當然動力的确源于獨立生活，不過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到這點。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在官方結构中供職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識形態認同。當他們与現實本身發生了接触，潛在的社會危机和他們在官方權力机构中的痛苦親身經歷便使他們逐步認識了現實 (我說的是許多支持“反教條主義“改革的共產党人，長期以來已漸漸形成了一种体制內的力量) 。當時像現在“不同政見運動“這樣的完全站在体制外、絲毫得到不了官方認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別對于當年有限的、“自我組合“的獨立運動是這樣的。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后權級制度尚未像今天這樣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滯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組織。由于歷史与社會的原因，1968年的政權較為開放。政權已被斯大林專制主義折騰得疲憊不堪，而不得不在絕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蕌但它已經無可挽回地從內部開始腐爛，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擊社會情緒的變化，反擊青年一代的世界觀，和反擊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圍內捍衛生活的言行舉止，這些言行舉止如雨后春筍，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間的廣闊的政治原野上脫穎而出。蕌 從更廣的角度著眼，另一种典型的情況也顯得很重要：就實際的結构上的變化而言，1968年的那場社會風暴，從來沒有超越過對現結构改革、分化和替換的范圍，而這些不過只具有第二位的意義而已。那場風暴沒有動搖后极權制度的本質，即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的根本原則。就連經濟活動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經濟模式，也未受影響。政權的直接工具(軍隊、警察、法庭等)也沒有發生任何根本上的結构變化。這一層次上的變化不過是變動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線，歸根結底是行政上的變化。其他一切有待討論、計划。在這個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兩項方案， 是“捷共1968年4月行動綱領“和“關于經濟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廢的措施，不動權力實際層面的毫毛。經濟改革方案相當大刀闊斧。接受了許多生活對經濟活動真正需要，如經濟利益和動机的多元性、靈活多樣的經濟刺激，限制指令性經濟体制的權限等等，但卻絲毫沒有触及經濟經權益的基本支柱——國家經營的原則，而不是生產方式的真正社會所有制。因此，也許除了短暫的匈牙利起義之外，后极權制度中還沒有任何社會運動能夠成功地填平這兩者之間的鴻溝。蕌將來會出現什么其他的發展形式呢？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作一番純粹的推測。我們暫時可以這樣說：現行制度里潛伏的危机總是會 (有理由認為如此)導致种种政治与社會的動亂(1953年在德國，1956年在匈牙利、蘇聯和波蘭，1968年在捷克和波蘭，1970年和1976年在波蘭均發生過動亂) 。這些動亂的背景、發展過程以及最終結果不盡相同，造成動亂的种种因素錯綜复雜，因此，我們無法預料各种偶發事件要積累到何种程度才會掀起隱藏領域里的風暴，沖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發“的臨界點問題)。由于存在著兩种互相對立的傾向，我們也無法猜測將來會發生什么：第一种傾向是東歐集團不斷加強整合，擴充實力；而另一种傾向是在非俄羅斯區域的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的壓力之下，產生了蘇聯統治逐步瓦解的希望 (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無法永遠不受全世界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長期性的預測的企圖是徒勞無益的。蕌 總之，既然“不同政見“畢竟不產生于純粹的猜測，我相信，這种純粹推測不會對這些運動有什么直接的意義。因此，把運動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就意味著把自己從自己的本原异化。蕌 就“不同政見運動“本身的前景而言，未來的發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兩者長期和平共處的可能，因為這兩者互相隔絕，老死不相往來。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則一定會對現制度构成威脅。難以想像這种言行會繼續与在“謊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無事，只要社會的獨立生活堅持對整体、為整体承擔責任的立場，只要后极權制度維持現狀，那么這兩者的關系不是處于潛伏的沖突狀態，便是處于公開的沖突狀態。蕌 在這种情形下，只有兩种可能：其一，后极權制度繼續得以發展 (或者有發展的能力) ，這樣就難免會演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絕對控制和操縱，任何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締；其二，社會的獨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內——肯定會逐漸變成一种日趨重要的社會現象，人們將以越來越明确的姿態真正加入到社會生活之中，并對整個局勢施加影響。當然，這始終將是影響整個局勢的眾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產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應的方式与其他諸因素協調合作。蕌關于是否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勵体制內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問題，關于是否應該“改良“現制度，或者摧毀現制度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要确實是言之有物的問題，都可以由“不同政見運動“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在運動面臨著具体任務的時候才能提出。換言之，只有根据真實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夠提出這些問題。我認為，抽象地回答這些問題、根据某种假想的未來而形成政治綱領，意味著重返傳統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會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見“的工作，而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見“的本質所在，亦是未來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經反复強調過，“不同政見運動“的出發點并不是發明什么体制變更，而是腳踏實地，為美好生活堅持不懈地進行真正的斗爭。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生活為自己發現、找到的政治組織系統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會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這沒有什么別的選擇，我們必須對此有所准備，不要喪失信心，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由、真實、尊嚴的生活而堅持不懈、不圖報償、永不停止地奮斗，永不自設限制、決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決不陷入政治伎倆的圈套，不臆測自己行動的成果，也不幻想未來。當這場斗爭与后极權制度發生真正沖突的時候，保持斗爭的純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證。蕌 二十蕌 雖然后极權社會條件的特征是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活，無法預測任何意義深遠的政治變化，但它卻有其積极的一面：它迫使我們根据其內在的一致性來檢討我們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勢來考慮我們的未來。人類与現制度之間最內在、最根本的沖突比傳統政治層面上的沖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這個事實同時也決定了我們思考未來的走向。蕌 因此，我們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問題：整個當代技術社會的危机。海德格把這种危机描繪為：面對全球性的技術強權，人類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技術——現代科學之子(現代科學乃是現代形而上思維的果實)——擺脫了人類的控制不再為人類服務，它奴役人類，迫使人類准備自己的毀滅。人類別無出路：我們既無理想，又無信仰，更無政治构思來幫助我們重掌對物的控制。我們親手制造的那台冷漠無情、轟隆作響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吞噬，把我們從自然環境中強硬分离(譬如將我們從廣義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環境中分离)，把我們從“自在“的經驗世界拋入“存在“的世界，而我們只有束手無策地坐以待斃。對這种情形人們已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過，而且許多個人和社會團体都曾費盡心机，企圖另辟蹊徑 (譬如通過東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 。生態平衡的運動是唯一改變現狀的社會或政治的嘗試，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對人類和為人類整体負責)。這是一個絕望的、由于世界的動蕩局勢而日見式微的呼聲，而且它局限在以技術反抗技術專制的框框之內。蕌 “現在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海德格說。他還強調“另一种思維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脫离千百年以來哲學的局限，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認識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 海德格知道我們別無選擇， 他能向我們建議的唯有“准備期望“而已。蕌許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認為不妨把這個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稱為“存在的革命“，我也這樣認為。同時我還覺得，僅靠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即外在的變革動議，或者是純哲學、純社會、純技術甚至純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我們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案的。蕌 在這些范圍內，人們能夠覺察，也應該覺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廣義的人類存在，才是最本質的中心點。只有在此基礎上，它才能成為普遍倫理的、最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重建。蕌我們所稱“消費型和工業化“ (或后工業化) 的社會，以及奧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眾的反叛“，和當前世界知識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這一切也許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個方面而已。人類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術文明的自動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蕌 后极權制度是現代人類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普遍境遇的一個特殊層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問題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權制度的自動性不過是全球性技術文明自動机的一個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類的失敗，不過是現代人類普遍的失敗的一种變体而已。 這种對人類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戰當然也同樣在西方國家發生，區別僅在于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民主的危机。我們拿不出什么真實證据來表明西方的傳統議會或民主可以提出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我們甚至可以說，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標的活動空間越大(与我們國家相比)，危机就隱蔽得更巧妙，人們卷入的程度就越深。蕌 看來，傳統的議會式民主并不能對技術文明的自動性和工業化消費社會進行有效的反抗，因為這些民主制度也無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權社會的殘暴手段要复雜高明千万倍。然而這個僵化的政党綜合体，思想綱領雜亂無章，政治綱領實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職業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個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個人的職責。資本積累的复雜网眼從事于秘密的操縱和擴張。蕌 消費、生產、廣告、商業、消費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專制統治無所不在。以上一切，人們都不斷加以分析、描述，但卻很難把它們想像為人類自我重新發現的起源。 1978年6月在哈佛，索爾爾仁尼琴談到了沒有以個人職責為基礎的自己的虛幻本質，因此，傳統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對暴力和极權無所作為。我們對于民主社會里人們享受的許多個人自由及保障聞所未聞，但自由和保障最終并沒給人們帶來益處。因為他們最后也是同樣的自動化的犧牲品，不能保衛他們對自我本質的關切，避免自己流于膚淺，也不能超越對個人生存的關心而變成社會的自豪而充滿責任感的成員，并為改變、創造自己的命運作出真正的貢獻。蕌 因為我們所有的大變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遙遠的，我們有義務關切這個傳統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夠在一些東歐國家中創造民主的條件 (雖然這种可能變得越來越小) ，這可能會是一种适當的過渡性解決方案，可以幫助我們恢复飽受摧殘的公民意識，恢复民主的討論，并容許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為生活目標的一個根本表現得以落實。但依我之見，死抱著傳統議會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覺得唯有這种“久經考驗“的民主才能保障人類永久的尊嚴及人類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無遠見的。蕌 我以為政治重新重視實實在在的人，這遠比回到西方(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常規有更深遠的意義。1968年，我覺得只要成立一個与共產党公開競爭權力的反對党，就能解決問題，然而我長期來逐步認識到問題遠非如此簡單，正如單憑新的選舉法本身那樣，單憑反對党本身，是無法保障社會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沒有一個“干巴巴“的組織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樣的保障，而且我們在這些手段里將不得不得出這個結論：上帝便可獨自拯救我們。蕌 二十一 那么，現在該問我這個問題了：我們應該做些什么？ 蕌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夠拯救我們。當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強調應該重視活生生的人生，這也并不是說我就對結构上變化的可能性漠不關心。相反，第一項已經說到了，第二項也應該論及。但我只想談几點非常一般性的看法。蕌 歸根結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應該給人類的道德重建帶來希望，也就是徹底更新我所說的“人類秩序“，即人類的相互關系。這种關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驗，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嶄新的、高度的責任感，一种新發現的人与人、個人与集体的內部關系——這些因素清楚地告訴我們應該追尋的方向。 政治上的結果又如何呢？ 它們會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現。 新的机构將來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來自政治關系与保證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責任感、團結与友愛等。我相信這樣的机构：它們的目標不是權力行使的“技術“方面，而是權力運作在這些机构中的意義。這些机构由對社會團体重要意義的共識維系著，而不是被向外擴張野心的共識所操縱，必須有開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為個人的信任和責任感這种人際關系超過某种界線就不起作用了。原則上一定有對新机构的產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權力的積累(自動化的特點之一)對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這些机构像社團，，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組織制度。它們的權威當然不能依賴冗長空洞的傳統，如群眾性政治党派的傳統，而是取決于它們具体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各种組織最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對特定的目的充滿熱情。目的一旦達到，組織隨之解散。這樣比把各种各樣早已成形的組織進行戰略整合的辦法要高明。領袖的權威應產生于他們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環境中接受考驗，而不能產生于被賦予的職位。他們應該獲得高度的信任，靠這种信任也應該有高度的立法權力。這似乎是擺脫傳統民主組織典型的軟弱無能的唯一途經。傳統組織常常看起來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責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負責任。唯有依靠每個成員最充分的存在意義上的支持，社會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權主義“的堅強堡壘。作為社會“自我組織“結果，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產生的，它們的力量來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斷對話、交流。一旦生活的這些真正需要已經不存在了，這些机构也就隨之消失了。它們的內部組織原則應該是多种多樣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規章。“自我組建“的根本標准，是這樣一些組織的真正意義，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規則。蕌這些不斷出現、不斷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組織進行形式多樣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基礎，對于社會的經濟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則。這個原則也許是實現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經：工人階級真正(非形式的)參予經濟決策，從而產生對于他們的集体勞動的真正責任感。控制和約束的原則應該擯棄，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的原則取而代之。蕌 從上面如此簡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們也許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帶來的制度上的變化遠遠超過了傳統議會式民主的范疇。為了便于討論，我提出了“后极權主義“一詞。也許現在應該把剛才所描述的暫時稱為“后民主主義“制度的前景。蕌 無可置疑，這個概念不可以進一步發展。但我覺得這种發揮乃是愚蠢之舉，因為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脫節。無論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質是：它的發展必須通過生活事實，是從生活直接產生的一种過程，來自新的環境，新的“精神“ (政治思想在其中當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導演，而是一個向導) 。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們也不清楚它的真實面貌，就對其組織、結构上的表現加以臆測，未免流于主觀武斷。蕌 二十二蕌 要不是因為我有一种不斷的感覺讓我這樣做，我也許略去前面整節更适合于個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覺可能會顯得相當武斷，因此，我想把它作為問題來提出：“后民主“結构的想法，是不是讓我們回想起某個“不同政見“的小組和某些個人的觀點，而這些觀點我們通過周圍的環境已經是很熟悉的了。這些各种小團体，受著共同的磨難而走到一起來了。它們是不是導向我們所談論的有特別的“人性內容“的政治關系和紐帶呢？ 這些團体(是團体而不是大的組織机關)的活動動机主要是對它們的使命的深遠意義有一致的看法，因為它們沒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會。蕌 官方机构中司空見慣的公式化、儀式化的紐帶，由團結和友愛的真情實意而取而代之。這些團体不就是在這种環境里團結在一起的嗎？ “后民主“的人際關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產生的個人的、非正式的權益。這种人際關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驗到的困難嗎？ 這些團体的出現、發展和消失，擺脫了空洞的傳統的負擔，而來自生活具体、真實的需要，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難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會中，努力創造“在真實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責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嗎？ 蕌換言之，這些由信息靈通、無官僚气、生机勃勃、開放的團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難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義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雛形，一种有象征意義的模型嗎？ 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為美好的社會的基石的。蕌 我從無數的個人經歷中明白，在《七七憲章》上簽字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足以在過去是陌生的人們中間直接創造了一個更深、更公開的關系，并且激發了突然、強烈、真誠的團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長期共事的人們中間，這樣的事情极少發生，人們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務，共享某种經驗，就能夠轉變自身与周圍環境。人們的社會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內容，而這一點在別的地方是難以找到的。蕌 也許這一切只不過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脅的結果，也許一旦這個威脅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幫助創造的气氛就會隨之消逝 (然而威脅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脅者們以各种卑鄙的手段來破坏受威脅團体中人与人的關系，他們這樣作所花的精力簡直叫人吃惊)。蕌 然而，盡管如此，這絲毫也改變不了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內容。蕌我們不知道擺脫世界衰敗的途徑。如果我們把自己所作的那一點點看成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把我們自己、我們的團体和我們解決自下而上問題的辦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將是不可饒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們對极權社會的思考是正确的，人類在不斷捍衛他們的自我，發展了內部的組織，那么我所提出的問題還是恰如其分的。我的問題別無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們對我們自己的体驗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們經驗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訴求(也許我們對此并無自覺)，超越它們明顯的局限；想想在我們的周圍，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戰還沒有得到解釋，還在靜候著被詮釋，被掌握的時机。蕌 而真正的問題是：“光明的未來“難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遙遠嗎？ 如果事實正好相反，這個未來已經早來到了，只是因為我們的盲目、我們的軟弱，讓我們看不到這個在我們身旁、在我們中間的未來，使我們無法進一步開創這一未來，我們該怎么辦呢？蕌蕌 注：１揚·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 ：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學生，哲學家，現象學家，《七七憲章》理論的創始人。蕌蕌 1978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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