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在同一個地方兩次「摔倒」
深諳官場規則的袁家鬧不明白，連續兩次幫助皇帝扳倒佞臣、權閹，怎麼就不能讓皇上龍顏大悅呢？
當嬰兒袁紹正躺在襁褓裡吃奶之時，東漢帝國正在被大將軍梁冀拖向無底深淵。
梁冀執掌東漢帝國政權長達22年之久，卻似乎沒做過幾件好事。史書給他加上了大量令人髮指的罪狀，例如謀殺君主、迫害異己、壓搾百姓、貪污**、行為僭越等等，可謂罄竹難書。早在公元142年，侍御史張綱便對梁冀的統治作過著名的評論：「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其實，梁冀本人也許沒有這麼惡劣，但誠如孔子的愛徒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隨著時光的流逝，梁冀的貪婪名聲甚至不再限於中國，而是遠播境外。到中國來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陽城裡有這麼一位人傻錢多的大將軍，於是時不時給他帶來一些稀奇而昂貴的商品，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謂火浣布，就是一種用石棉纖維和亞麻混紡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髒了，點火一燒，就會變得乾淨，故名「火浣布」。此物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羅馬人會織，用於製造防火服和燈罩。由於石棉纖維加工困難，混紡的技術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羅馬原產地，火浣布的價格也很昂貴。經過絲綢之路上的重重關卡後，來到中國的羅馬火浣布和遠銷羅馬的中國絲綢一樣，價格翻了數百倍，儼然已經成為無價之寶。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西域商販宣稱，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種巨型老鼠的皮毛織成，而漢人對此也信以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歡穿著用火浣布織的衣服，故意把它弄髒，然後當場扔進火裡燒，以此向在座賓朋們炫耀自己的富有。作為梁冀的同事，袁紹的祖父袁湯大概不止一次觀看過這種表演。從此之後，直到三國時期，火浣布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魏文帝曹丕因為終生沒見過火浣布，曾經在他的著作《典論》中宣稱：「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所以火浣布這種東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後，魏明帝曹睿將這篇論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學校園裡，譽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駕崩剛剛一個多月，西域就再次輸來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國舉朝嘩然，只好趕緊把那塊「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國市場歡迎，那麼為什麼在梁冀和曹睿之間的上百年內銷聲匿跡於東方了呢？這和愚蠢無能的梁冀政府直接相關。袁紹7虛歲時，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長史王敬輕信拘彌王的讒言，殺害了無罪的於窴王。憤怒的於窴人殺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撫，又不討伐。從此，於窴、鄯善、疏勒等國隔絕絲綢之路，東西方的陸上交流戛然而止。後來，從印度洋繞過馬來半島到中國南部的「海上絲綢之路」漸漸興起，東南沿海的交州和揚州由此繁榮起來，而原先在國際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涼州反而衰落了。
對於西域的丟失，梁冀倒也不必獨自負責。至少在名義上，太尉才是主管國防的政府首腦，而在公元152年時，東漢帝國的太尉不是別人，正是袁紹的祖父袁湯。從公元146年升任司空開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台，袁湯連續擔任了8年「三公」，將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個遍，這在東漢時期是極為罕見的。然而在這8年之內，他的政績不僅乏善可陳，簡直慘不忍睹：當太僕時皇帝被謀殺，當司空時大興冤獄，當司徒時災荒不斷，當太尉時丟失西域。可是，他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官職反而越做越高，還撈到了侯爵頭銜。袁湯自己官運亨通不算，他的幾個兒子和親戚也都出將入相，還與馬融這樣的名門望族結成了兒女親家。顯然，袁湯並不是在為漢朝做官，也不是在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為他自己做官，並且把為官之術發展成了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漢武帝在位時，有個叫司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無政績可言，司馬遷評價他說：「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馬遷看到袁湯，又不知將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韓非子在寫作《五蠹》的時候，好像把這種人遺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夥只是生活奢侈，對內作威作福，對外喪權辱國，可能還不會很快垮台。但是最終，這個集團居然開始了自相殘殺。梁冀表面上兇惡，內心卻相當虛弱。這位連皇帝都敢殺的權臣畢生只怕一個人，就是他的妻子孫壽。這個女人愛好虛榮，心狠手辣，擅長挑撥人際關係，精於梳妝打扮、服裝設計和建築藝術，花錢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個叫友通期的情婦，孫壽發現後殺光友通期全家，梁冀為了救友通期，親自跑到孫家，向孫壽的母親磕頭求饒；孫壽也有一個叫秦宮的情夫，梁冀對秦宮卻無可奈何。人們都說，梁冀還沒有當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孫家這樣一支難以對付的外戚。
在孫壽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孫家成員，疏遠梁家成員。梁不疑雖然已經辭職退隱，梁冀卻還派人到其門口放哨，偵察與自己的弟弟私下來往的人物，列入打擊報復的黑名單。梁冀的筆桿子馬融就因為犯了這個忌諱，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貪污罪查辦，免去南郡太守一職，還處以髡刑，剃光頭髮，發配到邊疆充軍。馬融當年費盡心思誣告李固和杜喬，以求討好梁冀，最終卻不僅沒能陞官發財，反倒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在人際關係盤根錯節的漢代官場，馬融的倒台勢必牽一髮而動全身，連累到他的親友。袁湯雖然機靈，卻也無法獨善其身。實際上，在袁湯被免去太尉職務之前，袁家與梁家便已經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縫。當時，有一個剛剛從太學畢業的年輕人袁著，因為畢業考試成績最優，相當於後世科舉制度中的一甲進士及第，所以被封為甲等郎中。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湯的親戚。他就任郎中以後，看到時政混亂，便給朝廷上書，勸梁冀退休，說：「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四時之運，功成則退」出自《韓氏易傳》，公元前60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在給漢宣帝的上書中，就曾經引用過這句不祥的話，結果觸怒宣帝，被迫自殺。如前文所述，《易經》是汝南袁氏的祖傳家學，所以袁著引用《韓氏易傳》並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書，就立即派出刺客，四處追殺作者。袁著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還謊稱病死，做了一個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後還是沒能逃脫梁冀的魔爪，被捆起來用皮鞭活活抽死，年僅19虛歲。作為太學生領袖，袁著有許多同學友人，結果有數十人連坐遇害。袁湯被免去太尉職務，與馬融倒台和袁著被殺大約同時發生，恐怕不是巧合。看來，袁、馬姻親聯盟的實力已經過於強大，威脅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擊。
作為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巧宦，袁湯可不會像李固、杜喬、馬融等書獃子一樣任人宰割。袁湯未曾過問李固、杜喬之死，但絕不是因為他懦弱，而是因為這對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負到了袁、馬二家的頭上，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報不可了。除了將梁冀一舉摧毀之外，袁湯別無選擇。
袁湯制訂的復仇計劃精密而冷酷，將他多年積攢的政~治鬥爭才華展示得淋漓盡致。
首先，梁冀這個對手不可小覷。梁家父子兄弟相繼執掌東漢帝國政權，至此已經二十餘年，前後出了3位皇后、6位貴人、2位大將軍、7位侯爵、7位命婦、3位駙馬、57位將校，爪牙遍佈朝野，控制著帝國大部分的軍隊。即便梁冀本人愚蠢無能，他的親友幕僚中卻絕對不乏智能之士。袁湯要想打垮他，單純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須以謀略取勝。
其次，梁家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外戚」這個地位，而這個地位與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關。公元150年梁太后駕崩，梁冀在宮中的關係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沒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許別人生兒子，每當妃嬪懷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與漢桓帝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這是梁冀無法解決的難題。
第三，眾多歷史案例證明，要想推翻一個外戚家族的統治，就必須依賴4股勢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衛軍和洛陽地區行政機關。漢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過梁皇后的惡行來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衛軍卻沒那麼好拉攏。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湯必須盡快在宦官、近衛軍和洛陽地區行政機關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閏月，梁冀把光祿勳尹頌提拔為司徒。於是，光祿勳一職便空了出來，最後落入了袁湯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湯的叔父袁敞之子，後者曾經擔任司空職務達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職務也是光祿勳。光祿勳執掌著最大的一支近衛軍，而梁冀居然會坐視這一要職被袁家成員攫取，可謂糊塗透頂。不久之後，他就將為這個錯誤付出生命的代價。
宦官這個群體十分特殊，他們很少與外界來往，但又見多識廣，很難用普通的禮物和人際關係來拉攏。於是，袁湯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讓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揮刀自宮，當太監去了。這樣，袁赦免不了要和宮中的老太監們來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無疑就是與袁湯同日受封為侯爵的曹騰。
自從漢桓帝如願即位以來，曹騰的生活可謂幸福愜意。他既然已經是侯爵，就有義務給自己找一個繼承人。身為半閹人，他沒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養中意的少年男子為嗣。能當侯爵的繼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別是對於那些渴望不勞而獲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應者如雲。幾經考慮，曹騰選擇了西漢開國元勳夏侯嬰的後代、沛國譙人夏侯嵩為養子，夏侯嵩從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為「操」。當了爺爺的曹騰十分滿意，給養子謀到了司隸校尉的高官，以示嘉獎。曹嵩前後生有兩個兒子，也就是長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與「德」兩字同意互訓，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論，曹德大概應該字「仲操」吧。當時已年滿10虛歲的少年袁紹，想必不會對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無所知。從此以後，袁、曹兩家將會越走越近，因為這是一種雙贏的關係。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湯還為另一個親戚袁騰弄到了首都行政機關的主要領導職務——洛陽令。這樣一來，袁家便控制了洛陽城內的主要政務和最大的一支軍隊，還獲得了宦官們的支持，比起袁湯當三公時，勢力有增無減。但他們還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畢竟，真正能夠決定梁家和袁家命運的那個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漢桓帝劉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決心，梁冀的地位就會穩如泰山。所幸，袁湯身體很好，能夠等得起。
《後漢書》中多次指出，漢桓帝即位後的前幾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桓帝也逐漸開始運用自己法定的權力，甚至做出一些對梁冀不利的判決。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發嚴重的蝗災和水災，造成數十萬戶流民，饑民紛紛聚集起來當土匪，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袁湯就是以此為理由被罷免太尉職務的。為了賑災，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為官的「公族」，其成員的脾氣都很倔。朱穆的爺爺朱暉曾經與袁安共同反對竇憲討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則有點像牛頓和居裡，一思考起學問來，就對周圍的環境喪失了感應能力，經常出現散步時落入土坑或河溝的情況。朱穆也是個很熱心的人。當年欒巴在「陽氣通暢」之後，被趕出皇宮，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業，朱穆便寫介紹信，推薦他入朝當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後，一方面圍剿土匪，一方面嚴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為。當時有個叫趙忠的太監，在父親的墓中隨葬了一些逾禮的物件。朱穆一向討厭宦官，聽說後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趙忠的家屬。趙忠向漢桓帝哭訴，漢桓帝於是下令逮捕朱穆，罰作刑徒。
在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實是在辦好事，卻惹惱了宦官，結果遭到打擊報復。消息傳入太學，引發了東漢第一場太學生上書運動。學生領袖劉陶帶著數千太學生聚集在宮門，聯名上書為朱穆說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這類事情在西漢也發生過，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處罰力度。但在東漢皇權向民間團體低頭讓步的時代背景下，漢桓帝讀過劉陶等人的奏折，還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劉陶因此聲名大振。
冀州的局勢雖然暫時平定了下來，但周邊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卻日益動盪。長期以來，兗州泰山地區的郭竇、公孫舉等人嘯聚山林，甚至進入南方的徐州打游擊，官軍屢攻不克。公元156年，時任議郎的段熲被拜為中郎將，東征泰山。幾個月後，郭竇、公孫舉等人的首級便被送至洛陽。段熲吸取滕撫的教訓，給宦官們送去了許多禮物，於是被封為列侯，兒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職。
與段熲的捷報傳來同時，鮮卑、疏勒、龜茲等國聯合進攻雲中郡，北方局勢危急。桓帝聽說穎川人李膺很有能力，於是封他為度遼將軍，北上援助雲中郡。李膺到郡後，首先擊退鮮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敵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對來往的外國人曉以利害，整頓邊疆貿易，恩威並施。不過一年，各國紛紛將先前搶走的中國百姓交還，與漢朝恢復了友好關係。按理說，李膺既然立功，便當封賞，但他與宦官關係不好，所以長期無法陞遷。作為名士和「黨人」的領袖，李膺雖然自命清高，卻也無法免俗：多年之後，他將會和馬融一樣，與袁家聯姻。
自從為朱穆請願成功以後，劉陶便開始更加放心大膽地針砭時弊。永壽年間(公元155∼158年)，他見外戚和宦官專權日益嚴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終不能入京為官，於是再次上書朝廷，公然指責起漢桓帝本人來了。其文辭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後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來，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奏折中，劉陶義正詞嚴地批判道：
「臣以為，陛下的江山得來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從平民開始，奮鬥了幾十年，終於撥亂反正相比，您從來沒有見過亡國的苦難，從來沒有體會過戰場的艱險，忘記了高皇帝勤勉節儉的聖訓，沒有能力增加大漢的榮耀。既然一切榮華富貴都是白揀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隨隨便便地把重大的職責交付給一些邪惡的小人，讓他們像虎豹豺狼一樣毒害國家，剝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邊的權貴，允許他們把各地行政大員的官職授予自己的親戚朋友，肆無忌憚地結黨營私，像野豬和蟒蛇一樣吞噬著帝國的財富。天災無法使陛下的龍體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響您的吃喝玩樂……您名為天子，卻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為萬民的君父，卻不關懷他們的生計。更有甚者，您不斷製造冤假錯案，以妖言惑眾為由，屠殺品行高尚的學者；又以圖謀不軌為由，陷害開國元勳的後裔，導致死去的鬼魂在墳墓裡哀號，活著的人在朝野上流淚。」最後，劉陶強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進京，領導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後，劉陶就備好棺材，坐在家裡等著宣判自己死刑的詔書。可是他白等了。一個月過去了，漢桓帝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和袁著相比，劉陶真是幸運。他心中明白：不懲罰就是鼓勵。他在奏折裡攻擊的對象，名義上是漢桓帝，實際上是梁冀一黨。漢桓帝雖然挨了痛罵，卻反而保護劉陶，說明政治風向已經變了。此時，桓帝對老子所說的：「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體會。
漢桓帝不僅不打算懲罰劉陶，而且也痛感民生問題的確有必要盡快解決。不久後有人建議，東漢通行的五銖錢重量太輕，面額太小，導致物價高昂，百姓貧困，所以應該改鑄大錢。漢桓帝對此很感興趣，讓「四府」的幕僚和太學生們討論這個經濟改革方案。劉陶立即上表反對，桓帝就放棄了鑄大錢的計劃，又封劉陶為南陽郡順陽縣的縣長。
劉陶無疑是東漢官場裡的一個異類。他的幾封奏折，生動地描述了東漢帝國在梁冀的統治之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國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產的危急狀況。如果東漢政府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馬勉、公孫舉這樣的暴~動者只會越殺越多，而滕撫、段熲這樣的鎮壓者卻會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歷時百餘年的漢羌戰爭也必須盡快結束。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東漢帝國政權，漢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權力，以及更多的金錢。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開刀之外，他已別無選擇。
彷彿是嫌自己倒台的過程還不夠快，在永興、永壽年間(公元153∼157年)，梁冀一夥表現得更加多疑和凶殘。荊州刺史吳樹、遼東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將耿承等大臣都因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繼死於非命。劉陶能夠逃脫梁冀的毒手，實在不可思議。除了漢桓帝的袒護以外，恐怕再無其它的解釋。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歷公元158年7月13日)，東亞地區觀測到日全食。傳統上，中國人認為日食是重大天災，有陰暗之物遮蔽太陽，通常說明君主被壞人蒙蔽了。日食發生時，全體朝廷官員都要戴著紅色的頭巾奔入皇宮，期待日食的盡快結束。日食之後，朝廷首要官員通常必須引咎辭職，皇帝還應當下大赦令。太史令陳授與小黃門徐璜於是聯名上奏說，發生日食的責任只能由執政的大將軍梁冀來負，他應該引咎辭職。梁冀聽說後，便派人逮捕陳授，後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監獄裡。擅自殺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遺臭萬年的結局，漢桓帝聞報後更是勃然大怒，從此堅定了要嚴懲梁冀一夥的決心。
第二節梁家跌倒，袁家吃飽：官場失意的高額補償
最狠莫過婦人心，為了長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孫壽居然鼓動老公刺殺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媽！於是，自宮的袁赦派上了用場。梁冀終於倒在幾個在廁所裡密謀的太監手裡。
漢桓帝開始論功行賞，奇怪的是，在一長串賞賜名單中，並沒有任何袁家成員的名字。堤內損失堤外補，倍感失望的袁家開始打梁冀家產的主意，於是，100億錢的資產只拍賣出了30億。從此，像馬融這樣的舊貴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財富了。
東漢時期的洛陽是一座壯觀的大都市，城牆內地表面積約9.5平方公里，可謂廣闊。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宮與達官顯貴的豪宅佔據著，再加上鱗次櫛比的公共建築，並沒有給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間。洛陽所屬的河南尹轄區在漢順帝時(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萬，分為21縣，洛陽是其中之一，而郊區人口又明顯多於城區人口。也就是說，在這輝煌的東漢帝國首都裡，城牆內的常住人口大概從未超過10萬。當然，這些幸運的人大都是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及其家屬僕人。
毋庸置疑，洛陽城內的生活是相當昂貴的，而其中最貴的莫過於房地產。當時中國的貨幣經濟還不發達，特別在經歷過王莽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後，東漢社會對金屬貨幣的信任度很低，真正為民眾看重的財產是糧食、布匹與不動產，糧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貨，可以稱為「糧本位經濟」。與其它城市一樣，洛陽各地區的房價也大不相同，城牆內交通便捷、環境優雅的不動產增值速度很快，「求田問捨」是人們最熱衷的話題之一。當然，這些富人的常住區域也是洛陽城內地價最貴的區域。
「延熹裡」就是洛陽城內這樣一塊上風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區。它的名字很特別，因為「延熹」正是漢桓帝的年號，共持續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為在延熹元年以前，沒有文獻提到過「延熹裡」這個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區，這也是漢朝人取名字無需避皇帝年號之諱的顯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裡爆發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案，使這個小區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裡的業主之中，太監袁赦顯得十分特別。作為袁湯安插在宮中的內線，他這些年來工作很賣力，頗受漢桓帝信賴，所以在短短幾年內就晉陞為中常侍。
袁赦的女鄰居更加有趣。史書沒有記載她的姓氏，只說她的名字叫「宣」。我們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結過兩次婚，她的前夫鄧香是東漢頭號開國元勳鄧禹的曾孫，但和袁赦一樣，也是宦官。在被閹割之前，鄧香與宣女士生有兩個女兒，長女嫁給議郎邴尊，幼女鄧猛尚未出嫁，鄧香就死了。此後，宣女士改嫁給孫壽的舅舅梁紀，所以他們一家便成了梁冀的親戚，鄧猛也就隨繼父之姓，改稱「梁猛」。
多年以來，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為一直沒有生育，漸漸失去了漢桓帝的寵愛，令梁冀、孫壽夫婦非常焦慮。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他們急於再嫁一個梁家女孩給漢桓帝，但總是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正在此時，宣女士帶著小女兒梁猛到梁冀家玩，孫壽見梁猛生得標緻，就把她帶進宮中，介紹給漢桓帝。經過試婚，漢桓帝很滿意，封梁猛為貴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漢桓帝決意立梁猛為皇后。這時，梁猛的姐夫議郎邴尊卻上奏朝廷，追究歷史，希望恢復梁猛的本姓「鄧」。
邴尊的出身雖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卻世間罕有，可以提供許多線索。「邴」字通「丙」，漢代文物上一般寫作「邴」。西漢中葉，有個叫邴吉的官員參予擁立漢武帝的曾孫劉病已登上西漢皇位，是為漢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績備受世人好評，與蕭何、曹參、魏相並稱為「蕭、曹、魏、邴」四大西漢賢相。西漢後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後裔，邴家成員也常在朝廷為官，直至東漢不絕。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後代，那麼他傾向於鄧家的立場也就不難理解了，更何況他本人就是鄧家的女婿。
當朝皇后應該姓「梁」還是姓「鄧」，關係著許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還未傳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為快了。他和孫壽一商量，決心幹脆將邴尊和宣女士一家滅口，剷除梁猛原姓「鄧」的所有證據。東漢後期，隨著中央皇權的動盪衰微，司法和治安機構顯得日益無能，於是黑社會組織迅速發展，許多達官顯貴都私養刺客(又稱「死士」，因為這一職業非常危險)，以備不時之需。班固《漢書》所載西漢時期的刺殺案件不過10起，而范曄《後漢書》所載東漢時期的刺殺案件卻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東漢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統就曾經派刺客刺殺過辯士張玄。梁冀比起乃祖來，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劍下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幹掉邴尊之後，刺客又來到延熹裡，打算刺殺宣女士。但這個小區規劃獨特，刺客要直接進宣女士家不易，只得從她的鄰居——袁赦家的房頂上翻過去，結果不慎發出響聲，被袁赦發覺。袁赦便跑到院子裡擊鼓，又召集家丁吶喊，宣女士有所察覺，刺殺行動失敗。在袁赦的鼓動下，宣女士立即進宮，向漢桓帝哭訴。此案的過程顯得有些詭異，真相顯然只有報案人袁赦最清楚。但無論怎樣，桓帝聽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決定立即對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漢桓帝在廁所裡召集幾個太監開會。這種事在漢代的皇宮裡並不罕見，漢武帝就喜歡在廁所裡和大將軍衛青討論軍政要事，因為那裡不僅安靜，而且便於保密。梁冀聽說此事後做賊心虛，指使一個信得過的太監前去偷聽，結果反被當場抓住。漢桓帝以此為由，宣佈梁冀派人入宮行刺，意欲謀反，召集全體宦官、尚書檯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祿勳袁盱調集麾下的禁衛軍，與尚書令尹勳、司隸校尉張彪、黃門令具瑗等人去突襲梁冀的大將軍府。漢桓帝自己則坐在宮中，一面盯著顯示時間的沙漏，一面緊張地等待著政變進展的消息。
本來，梁冀也掌握著相當數量的禁衛軍。他的親戚梁淑擔任衛尉，洛陽城外最精銳的「北軍五校」之中，梁冀的親戚佔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夠及時動員起來，完全足以與袁盱的軍隊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軍將士和衛尉的部下見狀，也都調轉了矛頭。天還沒亮，光祿勳的軍隊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圍大將軍府，然後宣讀聖旨：革除梁冀的大將軍職務，改封他為比景都鄉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縣位於今越南中部的亞熱帶叢林地區，屬交州管轄，當時被公認為東漢帝國境內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門，便不會再有好下場，就立即與妻子孫壽自殺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經順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現在該輪到洛陽令袁騰出場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輕鬆，也最有油水——抄家。袁騰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寶物等一律上市拍賣，共得30餘億錢，相當於東漢帝國政府的半年稅收，桓帝為此免除了全國百姓下半年的稅收。
其實，相對於梁氏家族執掌20餘年朝政，一貫壓搾豪強、盤剝百姓的歷史來說，總家產只有30餘億錢，實在不能算多。西漢哀帝時，佞臣董賢受寵不過3年，倒台後政府拍賣其家產，共得43億錢。就拿梁家前後出了3位皇后，6位貴人來說，僅她們的聘禮一項，依禮就至少應得8萬4千斤黃金，約合8.4億錢，加上彩禮肯定超過10億錢；梁氏一門，公、卿、守、將等俸祿達「二千石」以上級別高官多達40餘人，包括4位萬戶候，3位縣侯，7位命婦，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過3億錢。以梁冀的妻子孫壽為例，她每年至少從封地收入5千萬錢。再加上歷年的朝廷賞賜，無論如何低估，梁家的總資產都理應在50億錢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項灰色收入，梁家的總資產恐怕不下100億錢。可是到了袁騰手裡，卻只賣出了30餘億。看來，在這次拍賣過程中，袁家肯定當仁不讓，賤賣賤買梁家資產，上下其手，大發了一筆橫財。從此以後，像馬融這樣的舊貴族就得羨慕袁家的雄厚財富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梁家和孫家的主要成員都被公開處死。包括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三公」在內，在這次政變過程中態度不堅定的數百名官員或被免職，或被逮捕，整個東漢朝廷為之一空。空出來的位置總得有人填補，於是漢桓帝開始大肆封賞。八月壬午日聖旨下，立鄧猛為皇后，封鄧猛的4位兄弟為縣侯，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為萬戶侯，尹勳為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等6名官員為亭侯，後來又加封侯覽等8名宦官為鄉侯。以往曾被梁黨迫害、排擠的官員們如果還健在的話，大都很快得到了陞遷：黃瓊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陳蕃升大鴻臚，朱穆升尚書，楊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熲升護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這一長串賞賜名單中，並沒有任何袁家成員的名字。袁赦、袁盱、袁騰等人雖然在倒梁過程中立下大功，卻既沒有陞官，也沒有封侯。同樣，司隸校尉張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對桓帝「有舊恩」，此次立下大功，不僅沒有得到封賞，反而降職為南陽太守。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調動其實有規律可循，因為漢桓帝與其他東漢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專權的教訓，重「義」輕「仁」，傾向於提拔沒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較強的基層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場規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後，終桓帝之世，「四姓小侯」與袁、楊、張等世官世祿的東漢政壇豪門都將與三公絕緣；反之，黃、祝、盛、虞、種、許等名不見經傳的政壇小姓氏卻相繼登上了三公高位，這無疑也有助於桓帝加強自己的皇權。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後，桓帝一一接見，並請他們引薦賢才。陳蕃於是上疏，推舉袁閎等人。袁閎乃袁彭之孫，就是袁湯和袁盱的侄孫，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紹、袁術兄弟的從兄。當年陳蕃之所以能夠步入官場，與袁閎的推薦有很大關係。此次他向朝廷推薦袁閎，可算是投桃報李。桓帝征袁閎入朝，他卻不肯來，也不再理睬陳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親友來往，從此隱居遁世。
在消滅梁冀以後，漢桓帝對外朝官吏顯然更加忌憚。從此之後，他就不再設置大將軍一職，以便自己獨掌朝政。為了同樣的目的，他不僅重賞宦官，而且嫌尚書檯和御史台的實力不夠強，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創建了一個新的行政機構——秘書監，以便加強中朝。這樣一來，外朝官員的權力比以往還要小，他們感到處處受制於人，難以施展抱負，自然會調轉輿論的方向，把批評的炮火轟向曾經的盟友、現在的權力競爭者——宦官。
漢桓帝的確賦予了宦官空前的權力。經過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屬民7萬6千戶，接近梁家鼎盛時的屬民總和，幾乎等於當時東漢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飛入五侯家」，天下震動，稱之為「五侯」。不久後，漢桓帝又封單超為車騎將軍，這是僅次於大將軍和太尉的最高武職，過去從未授予過宦官。立即就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白馬縣令李雲倣傚劉陶，上書猛烈抨擊說：
「自從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漢朝以來，至今已經364年了，即將滿一周365年之數，恐怕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妖人會很快出現，對大漢不利。屬土德、崇尚黃色的諸姓包括：陳、項、虞、田、許，臣認為不應該讓這五姓的人擔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權的重要官職。梁冀雖然持權專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殺他，就如同殺個家奴一般簡單。而如今卻為此賞賜謀臣上萬戶，高祖皇帝在天有靈，會作何感想？西北列將與羌胡苦戰了幾十年，卻未受任何封賞，聽到這樣的消息，他們會不會起二心？如今官位錯亂，小人得勢，財貨公行，陛下是否不想當皇帝了？」
這封信非常有趣。李雲列舉屬土德、崇尚黃色的五姓，沒有提及袁姓，因為袁姓是陳姓的分支。原來，先秦中國古人的「姓氏」是分開的，一個「姓」包括好幾個「氏」，表示該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場合，通常女子稱「姓」，男子稱「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稱「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時期陳國貴族的一個「氏」，陳國是虞舜之後，姓姚(或媯)，其君主以「陳」為氏。袁氏既然是從陳氏分離出來的旁系，因此也就屬於姚姓，隨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秦滅六國以後，禮崩樂壞，中國人的「姓」和「氏」從此不分，原來的「氏」全部被提高為「姓」。
李雲指責漢桓帝濫封政變功臣上萬戶，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漢高祖劉邦一統天下後，只封了2位萬戶侯，就是曹參和張良。以蕭何、陳平、周勃、灌嬰、樊噲等人之大功，都只不過封了數千戶而已。漢桓帝大封宦官，目的無非是加強中朝的力量，並向天下人顯示自己的封賞之威權。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自然難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國的固有文化傳統，建議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說話的人身份不合適，照樣會被視為胡言亂語，不可能被採納，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李雲的這篇上書，就沒有考慮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統中的位置。按照《舊唐書》和《新唐書》，李姓屬土德、崇尚黃色。而李雲列舉屬土德、崇尚黃色的諸姓，故意沒有提及李姓，還說什麼「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妖人會很快出現，對大漢不利」，在漢桓帝看來，居心叵測。同樣的話，如果由火德諸姓，例如姓劉的來說，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諸姓，例如姓李的來說，就很容易被視為別有用心。更何況，李雲最後還說：「陛下是否不想當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這是他與劉陶之間根本不同的地方。
於是，漢桓帝便下令將李雲逮捕，讓中常侍管霸審問。對於此後發生的事件，有二種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國誌·鍾繇華歆王朗傳》說李雲最終得到了赦免，此事轟動一時，後來魏明帝還曾就此向大臣王肅請教李雲可以不死的原因，後者回答說：「李雲的言論中確實缺乏逆順的禮節，但從他的本意來看，是為了盡心報國。皇帝的威權超過雷霆，處死一個匹夫，和殺一隻螻蟻沒有什麼區別。桓帝寬宥李雲，可以顯示自己能夠接受切直的諫言，把自己的大度與高尚品德傳佈於天下。」《三國誌·文帝紀》又記載，公元220年，當曹丕篡漢時，太史丞許芝引前白馬縣令李雲上事書說：「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看來這位李雲一直活到了漢獻帝在位時期，甚至連漢朝在公元196年遷都許昌都知道。而《後漢書》與《後漢紀》卻記載，管霸雖然同情李雲，但桓帝還是判處李雲死刑。聽說此事後，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大臣還聯名上書，為李雲說情。桓帝乾脆就將這幾名官員一併革職，但在幾天後又把他們召了回來。最後，李雲便悲慘地死在了監獄裡。
在上述兩種相互矛盾的記載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從孔子刪《詩》、《書》，削《春秋》以來，絕大多數中國歷史著作都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歷史作家的筆下，美化或醜化一個人(即便他貴為皇帝)，實在是太容易了。區區幾百字，就可以把漢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壇，而把秦始皇和漢桓帝扔入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