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蔡上京咯，見的都是公卿貴族喲~~~貼點有身份人滴~生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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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處於一個大統一的時期，文化、經濟繁榮，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通，溝通了中國與西亞、歐洲和非洲各國的文化和經濟交流。當時人們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內的傢俱陳設基本延續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席、床、榻、幾、案的組合格局，漆木傢俱完全取代了青銅器而佔據主導地位。
從秦漢時期的壁畫、畫像磚、畫像石、漆畫、帛畫、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斷，床榻是當時使用最多的傢俱之一，主要供人坐、臥、寢，逐步形成了以床榻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漢代，床的使用範圍更加廣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如宴飲、待客、遊戲、讀書和睡眠，乃至朝會、辦公都在床上進行。河北望都漢墓壁畫中的「主記史」和「主薄」各坐一榻，兩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間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線，榻面鋪有席墊。另外，在江蘇徐州洪樓村和茅村的漢墓畫像石上，有一人獨坐於榻上，而徐州十里鋪東漢墓畫像石中，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畫。河南鄲城出土的漢榻為長方形、四腿，長0.875米、寬0.72米、高0.19米，腿足截斷面是矩尺形，腿間也有弧形曲線，榻面上刻有隸書：「漢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床榻興起盛行，對其進行裝飾也悄然升溫。《釋名》載：「帳，張也，張旋於床上」。可見，秦漢床上始施以床帳，冬設幔帳避寒，夏施蚊帳避蠅。
漢朝人許慎在《說文》中稱床為「安身之幾坐也」，明確說是座具。還有一種稱為「匡床」，又叫「獨坐座」，顯而易見是單人的座具。漢代劉熙《釋名·床篇》云：「人所坐臥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當時的床包括兩個含義，既是座具，又是臥具。西漢後期，又出現了「榻」這個名稱，是專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漢墓壁畫、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和陝西綏德漢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圖像。《釋名》說：「長狹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獨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通俗文》說：「三尺五曰榻，獨坐曰枰，八尺曰床」。《後漢書》中記東郡太寧「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買鹽鼓食之」。床與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於榻，寬於榻，可坐可臥；榻則低於床，窄於床，有獨坐和兩人坐等，秦漢時期僅供坐用，後演化變成可坐可躺。
秦漢時期仍保持商周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因此幾、案、床等傢俱都比較低矮。幾、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塗有黑漆或紅漆，並繪製出各種精美的花紋，少數還在表面施有浮雕。它們與漢代精美的漆器杯、盤、尊、壺風格大體一致。漢代的案比先秦的長些。有的還做成重疊的二層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則多做方、圓二形（陳平《中國居住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3頁）。前已述及，此處不贅。
漢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較矮，枰面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與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足的形狀：食案之足接近細圓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間呈壺門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釋名?釋床帳》：「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稱獨坐。《埤蒼》：「枰，榻也，謂獨坐板床也。」《釋床帳》也說：「小者曰獨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河北望都一號東漢墓壁畫中有獨坐板枰的人像（圖71）。不過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製的。河北邢台陳村西漢劉遷墓、定縣八角廊西漢劉修墓中均出土過石枰，後者還裝有銅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為榻。《釋床帳》：「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這裡說榻狹而卑，是和床對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學記》卷二十五）以今制折合，則榻約長84厘米，床約長192厘米。河南鄲城出土的西漢石榻，有「漢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刻銘，長87.5厘米，與《通俗文》所記長3.5漢尺之數字極為接近。這種長度的塌當然不能臥，只能坐，如《高士傳》說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塌上當膝處皆穿」（《太平御覽》卷七○六）。榻也以一人獨坐為尊。《世說新語?方正篇》劉注引《語林》：「（杜）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排調篇》：「劉尊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引見，坐之獨榻上。」這些史料的時代雖稍遲，但與漢制應無大異。二人共坐者，則稱合榻。《三國誌?吳志?魯肅傳》：「合榻對飲。」《諸葛融傳》：「合榻促坐。」漢畫像石上出現過二人坐一榻的圖像，應即合榻。至於南北朝時多數人共坐之連榻，漢代似乎還未出現（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頁）。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還用於待客，如《後漢書?徐稚傳》：「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用於見吏，如徐州十里鋪東漢畫像石中，一地方長吏端坐榻上，三個小吏模樣的人，雙手執笏恭敬地跪拜於前（《江蘇徐州十里鋪漢畫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宴飲時，榻更為常設，或主人自坐，或與賓客共坐。遼陽棒檯子二號漢墓宴飲圖（圖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間設食案，榻上還施以幧帳，一邊飲酒，一邊欣賞歌舞（《遼陽市棒檯子二號壁畫墓》，《考古》1960年第1期）。另外，還有一種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於登大床。《釋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頁）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臥。一般為木製。《御覽》卷七零六引《後漢書》：「羊茅為東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製者，望都二號東漢墓所出石床，長159厘米，寬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臥息。在漢代，床是比榻規格更高的傢俱，如《風俗通義?愆禮篇》：「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側設屏、背後設扆，合成「屏扆」。山東安邱畫像石與遼陽棒檯子屯東漢墓壁畫中均有其例（圖73）。
漢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於現代通稱的跪姿，因此，坐久了會感到累，甚至產生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痺、轉筋」等現象。所以有時要隱幾而坐，膝納於幾下，肘伏於几上。這種幾被稱為憑幾，其幾面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漢時的憑幾面常微向下凹曲，還接近戰國時的式樣。山東臨沂金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此式憑幾，幾面兩端雕成兔首狀，頗為別緻。東漢憑幾的幾面多為平板，有的裝四條柵狀足，有的只裝一條曲足，這兩類憑幾的使用情況，在畫像石上都能看到（圖74）。滿城一號西漢墓中的漆憑幾，木質部分已經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銅幾足，其上部裝合頁，使幾足可以向內折疊。古樂浪出土的一件漆憑幾，幾足有上下兩層，下層幾足可撐開也可折入，從而可以調節幾的高度，結構很精巧。在冬季，幾上還加鋪織物，如《西京雜記》卷一：「漢制天子玉幾，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幾，公侯皆以竹木為幾，冬則以細罽為稿以憑之，不得加綈錦。」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遣策中記有「素長壽繡機巾一」，長壽繡比綈錦更高貴，可見《西京雜記》所記並不完全準確。漢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江蘇銅山耿集發現的一塊畫像石，刻出一執刀人垂足坐於幾之上（圖75）。這是一種無禮的姿勢，在當時十分罕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頁）。
榻上、床上和室內地上就坐之處一般都鋪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藺草編成。《急就篇》：「蒲蒻藺席。」註：「蒻，謂蒲之柔弱者也。藺草名也，亦莞之類也。蒲蒻可以為薦，藺草可以為席。」薦，即長臥席。《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以菀蒲為席」，以示其儉。又《東觀漢記》載：「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譴責中載：「菀席二，其一青緣，一錦緣。」實際上則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長219厘米，寬81厘米，另一件長222厘米，寬82厘米，席邊均用黃絹包縫，邊寬20厘米左右。據《鹽鐵論?散不足》，先秦時庶人用「單藺籧篨」。所謂「籧篨」，指粗竹蓆，漢時同樣流行。竹蓆或成為床笫，其精細的稱為簟。《東觀漢記》：「殤帝詔有荏弱平簟。」又《西京雜記》：「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寧夏銀川平吉堡漢墓中出土的竹蓆，為民間樣式。其色灰，席紋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編製而成（《銀川附近的漢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蓆和竹蓆外，還有一種綴以獸皮的精席。《釋名》：「貂席，連貂皮以為席也。」又《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禮也有一定規矩，尊者必有專席。家庭中為長輩設專席，講堂上為老師設專席，而宮廷中則為帝王及皇后布專席。朝會時，為了優禮功臣耆儒，常常也設專席。《後漢書?王常傳》：「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張禹傳》：「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東漢時，為了提高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等決策和監察官員的地位，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會時皆專席而坐，所以京師號為「三獨坐」（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頁）。
席鋪在地上能夠移動，安富尊榮的貴族紳士可累坐**層席。在學校中，講學時每人坐一席，但主講人講得入情入理，駁倒別人學說的時候，就可以奪人之席。如東漢學者戴憑解經不窮，可以重坐五十餘席（《後漢書·戴憑傳》）。至於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無完席」了（謝國楨《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
漢代並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這時似不應有桌、椅等傢俱。然而實際上，漢代雖然無椅，卻已產生了雛形的桌。河南靈寶張灣二號東漢墓出土的一張綠釉陶桌，上置一圓底小罐。從其足和面的比例看來，這是一張較高的小桌（陳增弼先生認為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與灶台配套使用的廚房中擺放烹調味品的灶邊小案」。見《論漢代無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過由於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實物的尺寸難以確定。四川彭縣出土的市場畫像磚上的一張方桌，桌前之人與桌上之人在進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過人的體高間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確認（圖76）。這張桌子的桌腿間無撐，形制較原始，但已與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畫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貯藏用的家具有廚和匱。《論衡?感虛篇》又《是應篇》謂燕太子丹質秦求歸，秦王提出的條件中有：「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這裡所說的廚當指貯物之廚。西周青銅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設兩扇門，門上鑄出守門之別者。此風可能為後世之廚所沿襲，廚門上也飾有刖者木像，所以說「生肉足」。《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也應是此類廚。遼陽棒檯子屯東漢墓壁畫中有大廚，廚頂作屋頂形，一女子正開廚門取物，可見其中貯有黑色之壺（圖77）。《廣韻?上平聲十虞》：「■，帳頁，似廚形也。出陸該《字林》。」可知廚形似幄帳，正與上述壁畫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紀製作的玉蟲廚子，廚頂仍作屋頂形，還沿襲著這一制度。與廚相比，匱則用以貯存較貴重的物品，如《楚辭?七諫》：「玉與石其同匱兮。」《漢書?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山東沂南畫像石中有其圖像（圖78），河南靈寶與陝縣劉家渠漢墓皆出土過陶匱，這些陶匱寬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勻稱協調，直到唐代其造型仍無多大變化。
漢代還未在室內設平暗之類天花，為防止梁塵沾衣，多在床頂上懸承塵。《釋名?釋床帳》：「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承塵又名帟。《禮記?檀弓》鄭註：「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周禮?幕人》先鄭註：「帟，平帳也。」則承塵原是平張於床上的小幕。東漢時，如成都出土的傳經畫像磚上所見者，講學的經師所坐高床上之承塵，已繃在帶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碁過渡的趨勢了。因此，這時的承塵是室內相對固定的設備，平日不常移動，如《後漢書?雷義傳》記雷義拒絕受金，但「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懸於室內用以防塵的是承塵，豎立於室內用以擋風的則是屏風。屏風是一件獨立的傢俱，與附屬於床的屏扆不同。《史記?孟嘗君列傳》中曾提到屏風，說明戰國時已有此物，漢代更為流行（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頁）
《風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漢書?陳鹹傳》：「萬年嘗病，召鹹教誡於床下。語至夜半，鹹睡著，頭觸屏風。」屏風一般用絹綈為之，《儀禮?覲禮》鄭注即言漢代有綈素屏風。屏風上多繪有彩畫。如《漢書?敘傳》言成帝御座旁有畫著商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圖的屏風。《東觀漢記》也載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圖屏風。馬王堆漢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畫屏風，長72厘米，高62厘米，是個縮小了的模型，據遣策所記，其原長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風，置於床榻之上，漢畫中屢有所見。如遼陽漢墓壁畫男女主人的榻後部均有屏風，呈折角形（《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風上還帶有鏡子，如東漢末年曹操刺殺董卓時，就因為董卓從床後屏風上的鏡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驚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時屋中僅置屏風還不足以御風寒或擋蚊蠅，所以又置帷帳。帷本指車門簾，時作「車幃裳」。《後漢書?賈琮傳》：「賈琮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幃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後也用於空內，以自障惡。《史記?董仲舒傳》：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又《後漢書?劉玄傳》：「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與婦女飲宴**，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所以《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釋名》：「帳，張也，張施於床上也。小帳曰鬥，形如覆斗也。」可見帷與帳的區別在於：第一，帷用來分割堂、室，帳則施於床上；第二，帷多單幅橫面施帳，而帳則籠罩四面。然而它們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這一點，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橫面單懸而《釋名》稱為床前帷。凡是有頂的帷幕也都被稱作帳，即使不施於床上也如此。《史記?汲鄭列傳》：「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帳即非床帳，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頂之帳（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