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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德意志的榮耀 第二百一十五章 急功近利 文 / 閃爍

    伊朗伊斯蘭革命,標誌著中國的戰略收縮達到極限。

    當然,這場革命的影響也極為深遠。

    後世在總結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時候,把主要原因歸結於海外財團在伊朗的大肆擴張,即眾多海外企業只顧掠奪伊朗的資源,而不顧伊朗的民生,從而引起了伊朗民眾反感,最終引發了伊斯蘭革命。

    顯然,這與事實存在很大的差別。

    從根本上講,巴列維國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與工業化改革並沒有錯,而且這也是伊朗走向強大的必經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後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仍然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響,伊朗在工業化道路上走得並不順利,取得的成就根本無法與巴列維時期相提並論。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維時期工業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業產值中,依然有六成來自巴列維時期建立的工廠。

    由此可見,巴列維推行的改革並沒有錯。

    關鍵就是,巴列維的改革行動進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維回到伊朗,在政權還未穩固的情況下就下令實施政教改革,廢除了多項伊斯蘭教的法規,比如婦女不再戴頭巾,而且可以參與社會勞動。當時,巴列維甚至打算給婦女政治權力。

    這項改革措施,差點就葬送了巴列維王朝。

    當時,在伊朗的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反對改革的運動,有的甚至演變成了武裝起義,巴列維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戰剛剛結束,中**隊依然駐紮在伊朗境內。

    依靠中國駐軍的支持,巴列維迅速粉碎了反對改革的力量,並且對伊朗皇家軍隊進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軍權。

    只是,巴列維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一九五二年,巴列維與中國等同盟國集團成員國簽署了多分雙邊協議,即以開放伊朗國內市場獲取外來援助。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是伊朗實現工業化的必然之舉。

    說白了,國家關係只是政治層面上的,而不是經濟層面上的,如果伊朗不開放國內的資源與市場。外國企業就沒有理由進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給伊朗帶來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技術與工廠。

    問題是,巴列維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邁出的步伐太大了。

    這就是,巴列維幾乎無條件的開放了所有國內領域,把伊朗最為關鍵的資源,即石油與天然氣都當成禮物送給了外國企業。

    不可否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伊朗在工業化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經是伊斯蘭世界裡綜合國力僅次於埃及的第二強國。而且其工業化水平遠遠超過了埃及。

    可以說,伊朗走上了一條快速工業化的道路。

    只是。工業化對社會帶來的巨大衝擊,也在這些年裡充分反映了出來。

    這就是,隨著工業化同時出現的是城市化,即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由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這就意味著需要解決社會就業問題,更意味著需要應對農業減產所帶來的問題,還意味著需要建設更多的國家基礎設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內取得的成就。歐洲國家普遍花了一個世紀,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國也花了半個世紀,中國則花了三十年。

    顯然。這不是好事。

    雖然工業國可以通過出口工業產品,以及通過工業的高效生產來解決工業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但是伊朗的工業化並不徹底,即伊朗並不是一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國,而是一個以原料出口為主的工業國。

    這就是,伊朗的工業以石油開採業為主。

    當時,伊朗主要就通過出口石油來獲取資金,然後以此進行社會建設。

    問題是,石油並不是高附加值工業產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銷售給中國企業,而中國企業則以十倍、甚至百倍的價格把塑料、人造橡膠、化肥等石油製品返銷到伊朗,從中牟取巨大利益。

    顯然,在這條產業鏈中,伊朗得到的好處極為有限。

    由此,就導致了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湧入城市的伊朗農民並沒有成為產業工人,而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淪落為乞丐。

    顯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業化進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不可否認,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面對類似的問題,即失地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所必然遇到的問題。可是,其他國家都有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通過提高國家教育水平,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從而讓更多的國民具備成為產業工人所必須的基礎素質。又比如,通過加強國家的基礎建設,讓湧入城市的農民能夠獲得工作機會,並且以此成為社會勞動者。

    關鍵就是時間。

    英國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實現工業化,法國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國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國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那麼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

    問題是,伊朗在工業化進程中,只花了十幾年,也就是僅僅一代人的時間。

    顯然,這遠遠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

    根據伊朗官方的統計數據,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農業人口占比高達百分之八十八,城鎮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農業人口已經將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鎮居民多達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說,巴列維過於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業化結構問題同樣嚴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與天然氣產業在伊朗工業中占的比重依然高達百分之六十四,而其製造業僅有少量輕工業,重工業則以化工工業為主,而且規模極為有限,產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級化工品。

    顯然,這與伊朗擁有的五千萬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極不相襯。

    由此可見,如果巴列維更有耐心,適當放慢工業化改革的步伐,並且注重完善國家的工業結構,就不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只是,這些都不是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發這場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維對外來資本的一味妥協。

    這就是,為了實現工業化,巴列維向外來資本開放了國內市場,讓國外企業控制了伊朗的經濟命脈。

    當然,這些外國企業中,以中國企業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註冊的三百多家外資石油開採企業中,中國企業只有七家,但是卻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與百分之八十四的產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國企業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開採量。

    這意味著,開採與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潤都落在了中國企業手裡,與伊朗毫無關係。

    雖然中國企業僱傭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給伊朗帶去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石油開採與運輸技術,但是伊朗工人賺的是血汗錢,而中國企業則通過並不算多的投資,從開採的石油中獲得了數不清的好處。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員利用手裡的權力,也獲得了好處。

    結果就是,伊朗的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維王室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總數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於社會底層的八成伊朗人,佔有的社會財富還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說,巨大的貧富差距,才是伊斯蘭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維國王根本就沒有想過設法消除貧富差距,也沒有為消除貧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說白了,巴列維根本沒有意識到嚴重的貧富差距會帶來多麼嚴重的災難。

    根據聯合國做的調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礎教育,超過八成的國民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難以獲得足夠的潔淨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業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時候超過了百分之三十。

    與生活在水生火熱中的貧民相比,伊朗的統治階層像是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巴列維國防不但每年數次前往中國進行身體檢查與療養,即便是普通官員,也能夠享受到遠超過平民的社會福利。

    根據後來公佈的資料,在伊斯蘭革命爆發前,伊朗官員在境外的總資產超過了一千六百億華元!

    當然,巴列維國王也不例外。在離開伊朗的時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資產高達二百八十億華元,而且這還是能夠查證的,而那些無法查證的王室海外資產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沒有人說得清楚了。

    顯然,連肚皮都填不飽的民眾,肯定不會支持居住在黃金宮殿裡的國王。

    由此可見,巴列維在伊朗的失敗,不是工業改革本身的錯誤,而是推行工業改革的手段與政策性錯誤所導致的結果。

    這一點,隔著海峽相望的沙特就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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