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10-10-31
作者：崔之元
作者簡介：
崔之元，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研究員。1963年生於北京，1985年，畢業於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與應用數學系。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中文著作有《看不見的手範式悖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等，英文著作有「substanbledemocracy」（與adam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𡃤𡃤1960年3月22日，二十八畫生在鞍山鋼鐵公司《關於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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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鞍鋼憲法」也經歷了「牆裡開花牆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後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teamwork）。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1。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於1988年開始，將「裝配線」（assemblyline）改造為「裝配島」（assemblyisland），使工人不再像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複單一的任務，而是8至10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2。美國也不甘落後，1995年2月1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1935年通過的勞工法（wagneract），「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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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在這股「後福特主義」的世界潮流中，二十八畫生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最早並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戰，而格外受人矚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robertthomas）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4，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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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5，但一條明顯的原因是「灌水」和「十年」中出現的混亂使「鞍鋼憲法」在執行中與原意出入極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後福特主義」潮流中，「鞍鋼憲法」能否成為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精神與組織資源之一？
𡃤𡃤當然，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評我和甘陽的文章中（載《讀書》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確指出，「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談得上搞「後福特主義」。他的論證之邏輯很簡單。用他原話來說：「我這個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依他看來，社會分工帶來工業生產的「規模經濟」，也就是福特主義；而只有到「電訊技術發達」之時，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才「可以在高爾夫球場裡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後福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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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令人一目瞭然的是，汪丁丁的論證完全繫於分工理論。而他所依據的分工理論，則是亞當·斯密首先在其《國富論》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論證出斯密的分工理論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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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我們認為，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兩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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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國富論》開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6。」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裡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將一項生產任務分解為不同的步驟去完成；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驟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產步驟，也可以安排同一個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驟。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並無「一一對應」的關係；也就是說，生產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線」，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經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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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斯密的錯誤即在於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實際上，他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針工廠」的例子中，斯密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7。」顯然，他將對生產過程的技術分解直接化約為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這樣一來，產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於工人對生產全過程的瞭解下降，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積極地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發人深省的是，據斯密本人記載，當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論只是關於生產數量（而非質量）的理論，但斯密對此未加重視，僅以「質量難以定義」為由而一筆帶過：「質量的好壞，人言言殊。因此，一切關於質量的說法，我認為均不可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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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出乎斯密預料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質量」遠比數量重要。發源於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質量型競爭，打破了斯密式的「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關係。「豐田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在於「即時或無庫存生產」（just－in－time，orin_del_logo_ventorylessproduction）。「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於節約庫存成本；更在於及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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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已經成功地實行了「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論——「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性——已被中國實踐所突破。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周小莊的實地調查，寶山鋼鐵公司各二級廠不允許設置倉庫，物資部門在接到緊急用料電話30分鐘內，生產物資必須送到現場。寶鋼還建立了「大工種」和「區域工」。所謂「大工種」，就是除掌握本工種外，還要瞭解和相當程度上掌握相關工種，如電工要會做鉗工的活，鉗工要會做簡單的電工活，同時電工、鉗工都要會做指揮吊車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謂「區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產作業區域內，打破崗位界限，進行「團隊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寶鋼的基層作業班組長有一項任務－－培養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作業長的職責之一是培養本班組成員獲得「作業長資格」，任何工人均可通過考試而成為「潛在作業長」。寶鋼的這些「社會分工」實踐，與斯密的工人「終生局限於一種單純操作，必然能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10」的理想，顯然是大相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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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從寶鋼的實踐來看，可以說，中國已經出現了以「無庫存生產」、「全面質量管理」、「工人自主參與」和「團隊合作」為特徵的「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這裡的「福特主義」，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系統運用。雖然斯密在18世紀末就寫了《國富論》（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論直到19世紀後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實踐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熟練工匠力圖保證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對斯密式的僵化分工進行了頑強*。英國史學家湯普森曾記述輪胎製造商的兒子，不得不向他父親工廠的工人學習技術的故事（11），可見熟練工匠對工藝全過程的瞭解是他們與僱主談判時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後，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給斯密式分工的系統實現提供了兩大條件：1非熟練工人缺乏與僱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僱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2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taste）較少注重產品質量，而傾向於接受標準化的大眾產品。這兩個條件，與源於美**事工業的「可互換零件」（interchangableparts）系統相結合，終於使美國成為率先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和大批量生產（massproduction）的國家（12），其最具象徵性的體現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產方式」。據統計，在福特的汽車製造廠內，移民工人們來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種語言，根本談不上溝通與協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裝配線上當「一顆螺絲釘」，一切聽從管理者和工程師的安排，正像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所描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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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大批量生產」本身並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於，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一旦需求出現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福特生產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有趣的是，後起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m），就是通過生產四種型號的車而戰勝只產一種型號（「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尋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為美國政府製造潛水艇的項目，但由於產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廠的不熟練工人只適合生產大批量的大路貨，結果整個項目從失敗而告終（13）。這是「福特生產方式」的第一次嚴重挫折。「福特生產方式」這種對需求多樣化和需求不穩定的不靈敏反應，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二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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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我們已說，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區分「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現在，我們又觸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對市場需求穩定性與否的考慮。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鐵錘的工人又會製造鐵釘，必然造成浪費，影響效率（14）。但他這一論證假定了市場對鐵錘的需求是穩定的。一旦需求出現波動，製造鐵錘的「規模經濟」本身便成了浪費；如果工人能轉產鐵釘，則尚有「範圍經濟」（economyofscope）的希望。換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義）只有在市場需求穩定的條件下才可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率；而當需求不穩定時，以技術和工人技能的「靈活性」（flexibility）為核心的「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便大顯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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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市場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導向需求的不穩定性。阿羅（k.arrow）等人已證明，「規模經濟」是和充分競爭的市場不相容的（15）。「福特生產方式」既然以「規模經濟」為核心，則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穩定需求」。18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企業兼併運動（merger），就是企業通過「前後向關聯」（forwardandbackwardintegration），來穩定供貨和銷售渠道的努力。後來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匯率波動的「佈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也是「穩定需求」的重要措施（16）。當然，最徹底的「穩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計劃」了。在「中央計劃」經濟中，企業的產品的「市場需求」總是穩定的，因為產品「銷路」已被計劃所指定。由此觀之，列寧最喜歡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別有深意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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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於是，我們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論的徹底的邏輯展開，必導致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奧妙。他對自動化技術的理解，充分顯示出他是「中央計劃經濟」的不自覺的信奉者。我們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認為，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可以在高爾夫球場裡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但是，我們要問，如果市場需求不穩定，「在高爾夫球場」指揮「無人工廠」的大批量生產，又有什麼意義？「後福特主義」認為，自動化技術的真正潛力，不是給福特式的僵化生產體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給靈活的分工和生產體制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使之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史學家諾伯（davidnoble）的研究，數控機床（numericalcontroldmachinarytools）有兩種可能的程序編制法：一種是由熟練工人將自己的操作錄製下來，然後根據錄製給機器編製程序指令（這是所謂「recordandplayback」方法，即「錄製加重放」）再不斷進行調整。另一種方法，是由工程師一開始就給機器編製好統一的程序。1946年，美國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electric）的工程師霍姆斯（lavellholmes）發明了「錄製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於該方法仍然給熟練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於管理者對勞動過程的徹底控制，結果被美國企業界棄之不用（18），而為德國和日本的數控機床製造業所採用。美國採用讓工程師一開始就編製好統一程序的辦法，即把自動化技術繫於福特生產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後果必然是生產的不靈活性，終於在70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由石油危機觸發）中自食其果，在汽車和電子行業上被日本和德國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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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為了扭轉被動局面，自7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界開始了向「後福特主義」的痛苦轉變。美國本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挑戰。他指出，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是一個「邏輯謬誤」。他以外科醫生為例：手術自然是分步驟進行（「技術分工」），但每個步驟卻不見得由不同的人去執行。事實上，熟練的外科醫生往往一個人進行多種步驟的手術（19）。「後福特主義」的「全面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對勞動者的創造性的壓抑。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關係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夠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長的是，儘管資方不情願，但由於國際競爭的壓力，他們不得不訴諸「團隊合作」、「全面質量管理」等手段，向勞動者讓步。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個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stockholder）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中的主要成員（20）。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子公司賽頓（saturn）更為徹底，它的每個團隊（team）負責人和各級管理崗位均配備兩人，一人由高層管理者選定，另一人由工會選定。這的確有點「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味道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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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將西方目前的「後福特主義」與「鞍鋼憲法」聯繫起來，如前述麻省理工學院托馬斯教授所論說，很容易引起我國不少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這恐怕是由於「灌水」和「十年」的事與願違的後果，已使我們不敢設想中國還有什麼真正的創新了。但平心細想，我們便不難發現，中國的確有不少「後福特主義」的萌芽。例如，我們已在前面論述，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實現，而我國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22）。我國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計劃」來保證銷路，就面臨著不穩定的市場需求，因此，「船中掉頭快」成了鄉鎮企業的重要組織原則。這的確與「後福特主義」的「靈活生產方式」有相通之處。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設置於清華大學的「靈活製造系統」（fms）國家實驗室，已開始與鄉鎮企業合作，這將為我國鄉鎮企業的靈活生產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礎。再考慮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寶山鋼鐵公司實現，我們可以說，「後福特主義」確已成為今日中國切實可行的戰略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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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從根本上說，「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絕不只是「技術分工」的不同類型，而是關於「社會分工」、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式。綜合本文前面的論述，我們可用下圖來表示這兩個模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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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技術分工」與工人技能生產組織生產生產關係
𡃤𡃤「社會分工」要求原則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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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福特主義一一對應不熟練被動服從命令大批量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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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後福特主義不一一對應熟練無庫存生產可大可小經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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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後福特主義」已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另一方面，由於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義」道路的社會勢力也頗有影響。但我認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廉價勞力只能給「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越，而「後福特主義」的質量型競爭才是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關鍵。這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曾考察一家鄉鎮企業，該企業原來產品質量相當好，但近年來，由於窮困地區來打工的「外工」大增，他們放鬆了在質量、技術上下功夫，而只靠廉價勞動力來競爭，結果被另一家設在城裡、工資水平更高的合資企業在質量競爭中擊敗。把這個例子放大到全國，我們不難看出，「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究竟何者更能促進中國工業的長遠的動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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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所引的二十八畫生的批語：「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為什麼二十八畫生要提「在遠東」？這可能是針對蘇聯的「一長制」的。但我們已經論述，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工廠管理上的「一長制」，只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邏輯展開罷了。因此，二十八畫生對於「在遠東」的強調，實際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義挑戰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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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福特主義之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從而排除「經濟領域的民主」，是源遠流長的。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基本上已經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論。他認為，每個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個社會的生產將會增加（23）。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還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參與了城市（雅典）的護衛和管理（guardian），則天下就大亂了（24）。這充分顯示出柏拉圖的分工理論和他的**理論的內在關係（25）。從柏拉圖到福特，其中經亞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馬克思、列寧、韋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一一對應的傾向。發人深省的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分工的論述，與斯密並無不同。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甚至寫到「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列寧欣賞福特更是盡人皆知。這一切，說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的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們必須回到希臘思想家對「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區分。由於西方把技術、經濟當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傳統，「兩參一改三結合」之類的「經濟民主」思想很難被接受（26），因「經濟民主」一詞本身意味著「政治」進入經濟領域。如果不是70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迫使西方開始向「後福特主義」走，他們還將長久地滯留在「福特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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𡃤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八畫生對於「鞍鋼憲法」在「遠東」出現的強調，象徵著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從此，在全球舞台上，人們再也不能像從柏拉圖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樣，來設想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了。這就是「二十八畫生思想」之最精髓處之所在。無論「鞍鋼憲法」在執行中出現過多少失誤，其「經濟民主」的精神實質仍是中國迎接21世紀的寶貴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