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年初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在會上作了題目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長篇演講。第一次系統的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說道：（以下節錄部分原文，為免偏頗未做刪改）為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麼，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實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的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為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為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為敵情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為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至人們還只是模糊的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的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路線。
從這篇文章以後，斯大林曾多次的發揮了關於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的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捨米契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那裡曾說，『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鬥爭。』顯然，他企圖以此來暗示他給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那時侯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侯起，國際形勢已經根本的改變了，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還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就在他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以後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講了。現在，當我們由於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捨米契在這一切以後卻引證了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這能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捨米契是離開了時間和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來引證的，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沒有考慮到在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就可以成為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著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瞭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度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麼，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新的特點具體的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的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裡，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裡，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於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一度附和過反革命。在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裡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基本的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民主氣息，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著。將來要成為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的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立即在延安乃至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尤其是以王明為首的『共產』國際派受到了極大震撼。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經過討論決定將這一理論作為今後黨的綱領性文件在「七大」上提出，並以此制訂各項政策提綱。
六月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法國貝當政府投降後的局勢。*看了看在座的王稼祥等人，精神飽滿的說道：「英國、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失敗，將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慾；另一方面，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國民黨政府來說，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蔣介石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蔣介石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而我們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面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面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於抗戰有利的。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保存著更多的積極性，例如綏察政府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力量。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說著深深吸了一口手中的紙煙，瞟了眼坐在角落裡的王明接著說道，「現在我們有些同志還是抱著書本上的條條不放，看不到中間勢力的成分現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補充，中間勢力觀念在黨內尚未普遍，這是要注意糾正的！我們要又強調團結，又強調鬥爭——對付一切又抗日又*的頑固派。有時強調團結，有時強調鬥爭——依頑固派的態度是以團結為主還是*為主而定。鬥爭為了團結——為了延長合作時間。不論哪一方面（政治、軍事、文化）目前時期都以團結為主，但不論哪一方面都同時又鬥爭。目前時期，某些地方，反磨擦鬥爭還可表現為地方高漲，例如蘇北；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應強調團結合作，例如綏察。這是分化瓦解國民黨*頑固派勢力的必要手段！」……
出了楊家嶺的會議室，*象打了勝仗一般和保衛參謀蔣澤民一起向自己的窯洞走去，迎面見到康生快步衝自己跑來，不免笑了，「康生同志，天大的事情也不用這麼急呦！」
「主席！我是來向您匯報近期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情況的！很多同志都說您的這一理論實在是太偉大了！是為我們中國的革命指出了一條明路！不過有些人還是頑固的說這是於『共產』國際的思想路線相背離，說什麼這不是純粹、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理論……」
*不屑的將手一揮，「那些只懂背書本兒的書蟲懂什麼！現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知識份子在綏察政府的號召下儼然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不把這一力量爭取過來，難道要把他們推到反動官僚和反動軍閥那邊去不成？要是照他們的論調，我們還是要吃苦頭的！」見康生拿著小本正飛快的記錄，*皺眉說道，「你不用記！以後我會在會上專門講，好好敲打敲打他們的腦袋！」
然而幾天之後，*的這一想法還沒有來得及實現，國內形式既發生了劇烈變化：七月、在日本的逼迫下，法英兩國政府相繼關閉了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與此同時日軍集中海陸軍航空兵對重慶進行大規模轟炸，並且聲稱將要進攻西安，以切斷重慶政府西北交通線，企圖在軍事上迫使國民黨政府投降。一時間國統區後方人心浮動，親日投降派又異常活躍起來。七月十五日國民黨政府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並以「游而不擊，消極避戰」為由將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制在河北、察哈爾南部、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並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就使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陷入僵局，**談判代表周恩來被迫返回延安。
聽了周恩來的工作匯報，*歎道：「對蔣介石的估計，我還是過於樂觀啦！不消滅我們，他蔣介石是不會死心的。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對其*陰謀和投降傾向，必須要從軍事上、政治上堅決反擊！恩來同志你還是回重慶將談判繼續下去。分化瓦解其勢力，爭取國民黨中間力量的工作還要加強！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對國民黨統治區域及日本佔領區注意很少，今後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面。中央今後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接著沉思了一下說道，「彭德懷同志他們正在對向晉冀敵後交通線進行大規模破襲進行作戰準備。（七月二十二日延安收到了八路軍朱、彭總副司令關於大舉破擊正太路戰役的請示電）趁此機會，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知道，八路軍決不是游而不擊！在輿論上狠狠打擊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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