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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触，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里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實行的。這种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３，但墨索里尼并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４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种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听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宁，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万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終于失望，頹廢。葉遂宁后來是自殺了的，听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５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６，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于“南社”７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种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赶走滿清皇帝以后，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确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８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丰報酬，特別优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确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种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面包，連黑面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优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后應注意的几點。 第一，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并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怜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并沒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并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斗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胜利！”但除了個人的胜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胜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离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范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斗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几种雜志９，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几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并且也要做詩，這怎么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于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后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后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于吹擂，不務于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几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于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几個文學團体十，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后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借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种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后，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于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于脫离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后，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听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并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体，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 ※ ※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左翼作家聯盟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東京設立分會），領導成員有魯迅、夏衍、馮雪峰、馮乃超、周揚等。“左聯”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曾有組織有計划地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和研究，批判各种錯誤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提倡革命文學創作，進行文藝大眾化的探討，培養了一批革命文藝工作者，促進了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它在國民党統治區內領導革命文學工作者和進步作家，對國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在粉碎這种“圍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當時党內“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的一些領導人在工作中有過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對此，魯迅曾進行過原則性的批評。他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這個講話，是當時左翼文藝運動有重要意義的文件。“左聯”由于受國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殘壓迫，也由于領導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影響，始終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團体。一九三五年底，為了适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左聯”自行解散。 ３墨索里尼（B．Mussolini，1833∼1945）意大利的獨裁者和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之一。 ４鄧南遮（G．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唯美樂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死的胜利》等。晚年成為民族主義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寵愛，獲得“親王”稱號；墨索里尼還曾懸賞征求他的傳記（見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國內外文壇消息》）。 ５葉遂宁 參看本卷第38頁注□。這里所引的詩句，分別見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約旦河上的鴿子》。 ６畢力涅克（1894—1941）又譯皮涅克，聯革命初期的所謂“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國外白俄報刊上發表長篇小說《紅木》，詆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愛倫堡，參看本卷第138頁注□。 ７“南社”參看本卷第138頁注９。 ８海涅（H．Heine 1794—1856６）德國詩人，著有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這里的引述，參看本卷第138頁注□。９几种雜志指當時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眾文藝》、《文藝研究》等。 十几個文學團体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八股文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說的“起承轉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謂“起要平起，承要春（從）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永”。 □“進學”按明、清科舉制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复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縣學，叫“進學”，也就成為“秀才”。 □關于盧那察爾斯基主張保存俄國農民美術的觀點，見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論文集《文藝与批評》中的《蘇維埃國家与藝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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