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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支日軍測繪隊未經同意闖入了駐在延吉翁聲砬子的原吉林省防軍第１３旅６３團３營（該營的基本力量原是營長王德林帶領的一支綠林隊伍，后被延吉道九營統領收編為騎兵第３營，后來雖經多次改編，但其番號一直都是第３營，故人稱“老三營”）的駐地測繪地圖，并旁若無人地直趨該營炮位窺測。當時帶班執勤的班長史忠恒命令戰士鳴槍示警，但日軍根本不理。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當即下令開槍射擊，兩名日軍應聲而亡，其余的都嚇跑了。 老三營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嚇坏了他們的頂頭上司第１３旅旅長吉興和大漢奸熙恰，他們下令把老三營調到敦化。王德林知道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動，實際上卻已經做好了起義的准備。等到了敦化火車站的時候，他突然帶著老三營５００多人离開了那里來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義抗日，號稱“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 中共綏宁中心縣委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產党員李延祿（据李說這种友誼始于民國７年時，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緣，王對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國共產党在這支舊軍隊中創建自己的抗日武裝的工作也就開始了。 李延祿是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從延吉出發前往王德林部駐地的，這時救國軍成立沒几天的時間，可以說來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還有人比他來得更早，而且是帶著禮物來的。 國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蓋文華等３人給王德林帶來的是“自衛軍第一路軍總指揮”的頭銜，雖說是個空銜，但其“正宗”的地位還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蓋文華帶來的禮物相比，抗日將領李杜的代表帶來的禮物可實惠多了，那是一張代表著一万塊白花花、硬梆梆的現大洋的支票，此外，還有一個團的番號。 除了以上兩家代表外，吉東三縣的紳商代表也來了。 以上這些人到王德林這里來，可以說是各有各的目的。他們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編，有的勸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這些人喋喋不休的勸說面前，就是不表態，只是一個勁地抽煙。暗地里，他在派人四處打听李延祿的行蹤。 李延祿到后，王德林帶著他見了各方代表。這時的李延祿正是年輕气盛之時，看到那些人便明顯地表示出了厭惡感，王一見此情直緊對他說：“慶賓，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說話。”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為那些人總圍著王德林轉，李延祿也撈不著机會与王深談。直到當天深夜一點多鐘的時候，李延祿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說話的机會。 王德林問：“你什么都知道了，現在你說吧，我該怎么辦？”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問題，而是反問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說：“五十四了！” 李說：“是呀！你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難道你還能再活一個五十四歲嗎？”見王不語，他接著說：“在今天，你不站出來當岳飛，難道還要當秦檜，給子孫留下一個万世的罵名嗎？” 听到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們怎么也不能當秦檜呀！咱們一定要抗日，絕不能給子孫留下罵名。可那三個國民党的代表怎么辦呢？” “打發他們走！” “李杜代表說要收編咱們的事怎么辦？” 李延祿知道王德林正為此事犯難，他此時兵強馬壯，正想獨樹一幟，李杜要把他收編為一個團，他豈能干？李杜的自衛軍此時兵力十分雄厚，裝備也比較精良，且占著吉東和北滿地區的大片地盤，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一下對王德林說： “李杜要收編咱們，還帶來了一万元軍餉，這事如果干脆拒絕恐怕不好。但咱老三營就這樣變成他的一個團也有點不合适。所以我覺得倒不如收下這一万元軍餉，咱們也正需要，再另外為他組建一個團。” 接著，李延祿給他進一步分析了這樣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邊喝著酒，一邊听著，覺得李延祿講的都在理。最后，他決定就按李說的辦，并請李延祿留下來給他當參謀長兼李杜改編的補充團的團長。 “好！”听王德林這樣一說，李延祿自然滿口應了下來。 王德林又說：“咱這隊伍里多數都是大老粗，這樣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個識文斷字的秀才來？” “行！”李延祿一听這話就更高興了，因為這可是安排党員進救國軍工作的好机會。 李延祿從各地來投軍的青年中精選出了４００多名，組成了３個連（后改為營），又從老三營里挑了有進步思想的史忠恒、李鳳山及跟他一起來的共產党員左征、朴重根到補充團當連長、副連長。 不久，共產党員孟涇清（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學生）、金大倫（北京大學的學生）、賀劍平等人也來到了補充團，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個秘密的党支部，孟涇清任書記，陸續吸收了史忠恒、李鳳山、李延平（李延祿的弟弟）為党員。這樣，一支由共產党人掌握的隊伍便在救國軍中悄悄地出現了。 補充團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國軍打敦化時充當主力，接著又在打額穆和蛟河兩城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救國軍聲威大震，補充團自己也有發展。 １９３２年春，救國軍收复宁安后，密山縣平陽鎮小石頭河子堡鎮蘇怀田和好友楊太和、聶海山、姜炮等几個人在共產党員田寶貴的帶動下，組織了一支２０多人的抗日隊伍，并很快發展到二三百人。同年５月，日軍第１０師團東犯，占領湯原、佳木斯等地后，自衛軍總司令李杜和護路軍總司令丁超敗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內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來，這些“正規軍”一來，蘇怀田他們這支民間武裝就不太好活動了。于是，田寶貴就對蘇怀田說，咱們到興源鎮去找李延祿吧。蘇到興源鎮后，向李延祿說明了來意。李延祿很高興，并經請示王德林后，把他們收編為第２補充團，由李延祿兼任團長，李延平任政委，蘇怀田、田寶貴任副團長。這樣，救國軍內由共產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進一步得了發展。 為了更快地從朝鮮向中國吉東和北滿地區運送兵員和物資，日軍在占領東滿地區后，便著手修建吉會鐵路（敦化至圖門段）。王德林說：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別想修成這段鐵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脅這一鐵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惱火。直鬧得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給那一帶的日軍，要他們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為此，日軍派出了號稱有万人之眾的天野１５旅團和上田支隊前來進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燒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雞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議此事。當下就出現了兩种意見：一是以救國軍副總指揮孔憲榮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要“躲”，還有一种意見就是以參謀長李延祿為代表的人提出來的“打”，而王德林則暫不表態。 救國軍里的那些共產党員們為此召開了一次秘密的支部會議。支部書記孟涇清在會上說：“就是他們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們補充團７００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們為革命犧牲了，就沒有抗日的游擊戰爭了，不是的。還一樣有人會繼承我們的革命事業。我們依靠的是党和廣大的無產階級、農民群眾，我們關里還有百万紅軍，就是我們犧牲了，我們的革命事業還會繼續下去，還會有人繼承我們的抗日斗爭。最后，我們必將胜利。”關于對救國軍內那些人，孟涇清說：“今天，我們還得耐心地爭取他們，團結他們，共同抗日，如果他們有些人把隊伍拉到山上去當土匪，我們只有７００人，還是要找到有利地勢，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 孟的一番話表明了當時這些共產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決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祿提出：把隊伍拉到鏡泊湖山區去。 為了統一內部意見，王德林在棺材臉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級軍事會議。參謀長李延祿便按党支部秘密會議定下的調子，在這次會議上力排眾議，主張打。可是王德林卻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會議開到第三天，當他听到李延祿代表補充團表示：就是只有我們７００人也要打的決心時，他終于下了決心。他說：“你們年輕人決心這樣大，我一個５４歲的人啦，不能成功，還能成仁哩！咱們到南湖頭去，看看那邊的地勢再說吧！” 等到了南湖頭看了地勢，又看了李延祿等人制訂的作戰計划后，王德林最終下了打的決心，并且考慮到補充團的戰士們平均每人只有３０發子彈，下令將老三營庫存的所有手榴彈用２０匹馬往返多次運到了補充團。 這次李延祿為補充團選的陣地——鏡泊湖南頭的“牆縫”，是一個“一夫當關，万夫莫開”的地方。 那么，這個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祿是這樣描述的： “在我們的陣地上，既沒有挖戰壕，也沒有什么叢林、樹木之類的掩護物，我們就隱蔽在光禿禿的臨大道的山崖旁邊。沿順這條足有５里長的蜿蜒的山崖線，是些巨大的巉岩，仿佛遠古時代給海水沖積的海岸一樣。我們的７００名勇士，就依恃這些大塊的岩石作掩護，只要是有大塊臥牛石，或是巨大的馬頭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們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潛伏扼守。因為這是些光禿禿的山坡，只是山腳有些岩石，自然敵寇走到這里也會安然無疑。 “山崖對面，可以望見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塊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為放過荒火，燒得溜光。這時候，冰雪剛將融解，青草還沒有發芽，望過去直到對面的山上，都是烏黑一片。那邊的山腳下，也有一條大道，若是敵軍選擇那條道走，自然會安安穩穩通過，因為那里沒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線。而從‘牆縫’，我們所潛伏的陣地上，沒有遠程射擊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條大道的。敵寇要走那條道，需要繞遠，需要過江，一般來說，是不會做出那樣過于慎重的選擇的。 “我們所扼守的，是從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這條路就在巉岩底下，緊靠大江，是條古老的通商道路。” 當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書記孟涇清就去縣委匯報工作去了。臨走前，他對李延祿說：“我們既要在這里堅決和敵人打，還要保持住我們的軍隊。我們要在戰斗中發展我們的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見好就收兵。我個人看，抗日游擊戰爭是長期的！我們補充團是党的珍貴財產呀！關系到整個抗日救國軍的鞏固和瓦解呀！” 孟涇清走后，李延祿和補充團的勇士們便開始了戰前焦急的等待，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牆縫”了。其實，他們這种擔心似乎是多余的。因為有一個名叫陳文起的人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現在我們上街買東西的時候，經常可以遇到一些和賣主一起設好圈套讓你掏腰包的人，他們或者假裝買主，營造出一個“搶購”的氛圍讓你主動上前和他們爭相購買；或者拿出什么优惠卡之類的東西讓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這种人叫“托儿”，東北人則稱其為“牽大驢”的，缺乏經驗的人是很容易當上一回“蠢驢”的。現在，我們這位陳文起就要當一把“牽驢者”了。 陳文起本是南湖頭一帶有名的獵戶，當他知道救國軍要在“牆縫”伏擊日軍的時候，便跑到隊伍上來，想在戰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槍法。可呆了兩天不見動靜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家——瓦房店去探听動靜，不想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馬胡子嗎？” “不是。打獵的。” “你的槍呢？” “沒槍。都是借人家的圍槍用。” “前邊馬胡子的有？” “沒有。”日本人一見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跡，的确是個打獵的；再看看他那股沉靜勁，便不再怀疑，他們打心眼里為能找到這個難得的向導而高興。連忙說： “你的，前邊的帶路！前邊馬胡子的沒有，你，好人大大的；前邊馬胡子的有，你，坏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陳文起嘴上答應著，心里卻已早想好了——“非把這些兔崽子領到牆縫去不可！”然后便牽著天野等八千多頭“東洋驢”朝“牆縫”走去。此時正是３月２０日的凌晨。 雞叫頭遍的時候，補充團陣地上的哨兵喊了起來： “什么人？” “我們是老百姓，給部隊送信的！”一個姑娘回答道。接著又有一個老頭的聲音說：“她是我姑娘，我們是找補充團指揮部的。” 老頭（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見到李延祿后，告訴他說：陳文起已經牽著“驢”往這邊來了，你們快准備打吧。他之所以帶著女儿來，是怕部隊誤會。 “不久，在指揮所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到敵寇那紅肩章、刺刀和扛槍的臂膀所組成的行列了。他們沒有想到，在這些光禿禿的山頂和大塊岩石的背后，有為我們中國共產党人所率領的７００勇士，在這里等待著他們；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躍而起，手榴彈沿著５里長的狹路同時紛紛下落，到處是爆炸聲零亂奔跑的腳步聲和臨近死亡那瞬間的愴惶的慘叫。在所有這些聲音里似乎還有日寇指揮官的命令聲，這聲音瘋狂似的響亮，帶著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怖。以后，我盡管經過無數次大小戰斗，日寇指揮官的瘋狂喊聲，從來沒有一回像這次那么凄厲，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們依崖猛攻、猛打的７００名勇士，在敵寇發出的狂呼聲中，頓然精力增長百倍，心情豁然開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著短褂往外扔手榴彈。”——李延祿在半個世紀后回憶說。 就在補充團打得正來勁的時候，擔任堵口子任務的戴鳳齡獨立營——一支被救國軍收編的地主武裝，卻不顧事先定好的作戰計划和命令開溜了，李延祿緊接著就接到了日軍在狹路口外停止前進，行動不明的報告。這樣一來，補充團就隨時可能會遭到日軍從背后對其進行的攻擊。在這种情況下，李延祿果斷命令補充團：撤！ 几天后，當李延祿派人回到“牆縫”察看時，發現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個火葬點，“所有槍支都隨同敵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燒毀了……，我們總計得到了被火燒毀的殘槍筒一千五百余件，另外還搜出完整無缺的三八式步槍兩千多支。据此可見敵寇傷亡將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戰，補充團付出的代价只有７個人！ 需順便說一下的是，從“牆縫”逃走的那些日軍，几天后又在松乙溝落入了李延祿為他們設下的火陣之中，逃出的那３００來人在被共產党員李延青率領的工人游擊隊消滅了２００來人，天野少將也被打死了。 最后，該說一下那位“牽驢人”陳文起了。 陳文起在槍響后很快就跑到一個石崖后邊，但他并沒有跑。當被日本人抓來的直車老板子們問他怎么還不快跑時，他卻說：“我就這么空手出去呀！我還得弄杆好槍！”可是還沒等我們這位勇敢的獵手把槍弄到手，日本人就開始到處抓他了。當他被抓住后，他大聲說：“我早就沒想活，早就想把你們這些兔崽子送到‘牆縫’來了。”气紅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房梁上。陳文起罵不絕口，最后，日本人挑開了他的胸膛。 后來，人們把他埋在了距“牆縫”不遠的地方。 自從補充團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祿和他的同志們可以說是一直在進行著兩線作戰——一面与日本人面對面的干，另一方面還要時常防備自己同胞從背后打來的冷槍。這些冷槍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李延祿本人，“首席槍手”則是救國軍的副總司令孔憲榮。 孔憲榮原來就是王德林的綠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編當老三營營長的時候，他是連長。在王德林起義前他已經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義后，他便重歸老三營，成為王德林的左右手。 孔憲榮這個人的權力欲和財欲都很強，救國軍成立后，他仗著与王德林關系非同一般，竟然明目張膽地進行拉幫扯派和聚斂錢財的活動。李延祿對他這些活動很看不上，進行了抵制和斗爭，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對他的不滿。在救國軍打下興源鎮后，孔憲榮的一個親信李副官与商人勾結，竟把占戰利品總量八分之一的物資給盜賣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親自過問，然后給李副官定下了一個死罪。王德林情知這位李副官是孔憲榮的人，也知道他是在為誰弄錢，所以他雖然為了嚴肅軍紀說了要殺李副官，但卻遲遲沒有下令殺人。這時，救國軍總部的隨從參議郭秀庭找到李延祿對他說，所有隨總部來到興源鎮的人都已經向王德林求過情了，但誰說也不行。這個面子是總司令留給你的，你去說說吧！” 李延祿說：“他吞的那些贓款吐出來了嗎？” 郭秀庭說：“那還向哪吐呀？” 李延祿說：“這樣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見李延祿沒去求情，自然也就沒了台階好下，當天就把李副官給斃了。 孔憲榮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祿。他先把李延祿從第２１旅借來的迫擊炮營扣下了，并殺了這個營的營長，然后便准備殺掉李延祿。 待一切都准備好了之后，孔憲榮在穆棱打電話給在興源鎮的李延祿說：我已經帶來第２旅從前方回來了，很想見一見你，請你到穆棱來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詐，接電話后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這時，從穆棱又打來了一個電話。電話來得很急，而且打電話的人也不通名報姓，只告訴李延祿不要去穆棱，還說事關机密，他馬上就來興源鎮向他當面說清。 這個人是誰呢？他為什么要打這個電話呢？等到滿腹狐疑的李延祿見到來人時，他說啥也沒想到來人會是孔憲榮的侄子小孔。 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員，現在孔憲榮處當隨從秘書。他一見面就對李說：你不要去穆棱赴約，孔憲榮已經准備好要殺你了！ 李問：“他為什么要殺我？是不是為李副官的事？” 小孔說：“還不是兩雄不并立唄！孔憲榮常說有你就沒有他，有他就沒有你！”又說，“打天野，人家說能打，咱們說不能打，到底人家帶著７００人的補充團去打了，還是大胜。還說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識文斷字的，長啦，在槍杆子里頭還有咱們耍的呀，葫蘆里的主藥在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過是個引子。” 李說：“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國軍里我們還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說：“我們會布置，要他來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點儿，就不會有什么儿事儿的。這是我們在第２旅工作的同志們共同決定的，不是我個人意見。” 李說：“那好吧！” 兩三天后，總部的參謀郭秀庭來了。他對李延祿說：“听說你和耀臣（孔憲榮字）兩人誤會啦！他讓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嗎？” 李說：“這可不是什么誤會。他們在宁安南山開過會，要借机殺我，這是為什么呢？” 郭連忙說：“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叫他到興源鎮來看你怎么樣？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單人匹馬來看你，好不好？有什么誤會當面一解釋就完啦！ 不見面，怎么一塊打日本呀！” 李說：“我是不計較個人恩怨的。我們從大局著眼，個人之間的恩怨，實在算不上什么。他要是來興源鎮，我當然是歡迎的。” 第二天，孔憲榮在郭的陪同下來向李解釋“誤會”了。雖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待，但內心里卻別提有多別扭了。因此，在這次謀殺失敗后，孔并沒有死了那份心。不久他又借口讓李延祿去看李杜剛給他的一把２０響匣槍，想借口槍走火打死李，只是由于李及早發現了他的“貓膩”才沒有得手。 李延祿能躲過從后面打來的冷槍，他是幸運的。但這种運气并不是每個在救國軍里工作的共產党員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１７團團長李延青就沒躲過去，他是死在被其收編的紅槍會和黃槍會的王大法師和張大法師之手的。 而最慘的則要算是第２補充團的那些共產党員們了。 當時，在穆棱有一個煤礦，礦主是白俄，名叫謝杰斯，所以這個煤礦也就叫謝杰斯煤礦。謝杰斯礦上有一支二百名礦警組成的武裝。謝杰斯本人反蘇仇共，和日本人有勾結。８月份的時候，第２補充團奉命到謝杰斯煤礦去解除這支白俄武裝，沒收礦上資財。因為犁樹鎮有丁超的護路軍駐扎，所以他們便先迂回到謝杰斯煤礦的背后，在距礦區近百里的石頭河子鎮宿營，團部就設在了一個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 原屬東北軍第２６旅的王之孝團和車子久團奉丁超之命連夜從平陽鎮赶到石頭河子，包圍了補充第２團的駐地。 他們派人對蘇怀田、田寶貴二人說：謝杰斯煤礦是在護路軍的轄區內，礦主受護路軍保護，如果你們救國軍的人要在護路軍的轄區內活動，就得去和我們丁總司令把話說清楚。蘇怀田說：“謝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結，還非法經營工兵厂，我們是奉王總司令之命來的，既然丁總司令有約，不妨就去談談。” 政委李延平和三營長楊太和則說：“哪有你們這樣四面包圍以后來請人赴約的，不去！” 來人說：我們原來也不知道你們是哪部分的，等到了這里以后才知道你們是救國軍的人。如果你們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和你們插草為香，對天盟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隊伍嗎，不會做出什么對不起你們的事的。 這几句話一說，蘇怀田便決定帶團部的所有人員都去拜訪丁超。但楊太和卻說啥也不同意，并且在送蘇怀田和來人走的時候說：“要是我們的人到時候回不來，你們還不解圍，我們就要開槍。” 蘇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被抓了起來。几乎于此同時，補充團第１、第２營在王之孝和車子久兩團的突然襲擊下，被解除了武裝。 按丁超的命令，團長蘇怀田、副團長田寶貴為首的６名營以上軍官被用大鍘刀鍘死，其余３０多名軍官槍斃！ 在這次慘案中，第２補充團損失慘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楊太和帶著他的第３營突圍脫險而歸。 １９３３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祿他們的日子可太不好過了。 當時，李延祿正帶領部隊堅守在磨刀石車站附近的兩個小山坡上。但就在這時，坏消息一個接一個地傳來了：先是接到鐵路工人報告，說敵人已經乘鐵甲列車抄了他們的后路，然后便是從廣播里听到了有關自衛軍第２１旅旅長關慶祿已經在綏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先后撤到國外去了，丁超則乘專机到長春就任偽滿洲國的內務府大臣的消息。 這接二連三傳來的坏消息，對于正在与敵人作戰的李延祿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他后來回憶說： “所有這些由敵偽電台廣播听到的消息，對我們來說，比听到東來的鐵甲車是堵截我們后路的敵人更為意外。我們沒有想到那些部隊瓦解得這么快。盡管我們精神上已經作了准備，但我們還是感到事情發展得有些使人吃惊。 “我想，當年俄國元帥庫圖佐夫帶著部隊在多瑙河作戰，听到奧國聯盟軍所扼守的維也納大橋失守，拿破侖的主力已經渡過多瑙河的時候也沒有我們當時那樣吃惊。” 情況變了，怎么辦？ 李延祿一邊組織部隊与敵人抗擊，一邊組織党員開會。會上，所有的党員干部——楊太和、冷壽山、史忠恒、李風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祿的看法，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抗日救國的大旗只有我們共產党人來扛了，這是歷史交給我們的責任。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打出自己的旗幟了。 會上統一了意見后，李延祿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會議，宣布：這個隊伍從今以后正式歸共產党領導了，名稱就叫“抗日游擊總隊”。并宣布了游擊總隊的領導人：楊太和、李風山、鄒風翔、李延平分別任３個團的團長和游擊支隊的支隊長；李延祿、孟涇清、張建東分別任總隊長、總隊政委和參謀長。 游擊總隊成立后，雖然暫時成功地擺脫了敵人的追擊，但卻和党組織失去了聯系。為此，李延祿他們決定要分頭去找党組織，即：一路由李延祿帶領去宁安找，一路由楊太和帶著到密山去找。 李延祿他們到宁安后不久便設法与中共宁安縣委取得了聯系。這時，原屬抗日救國軍系統的王毓峰部也和史忠恒的第１團會師，并主動提出要和游擊總隊合并。在這种情況下，李延祿向宁安縣委請示，要求將游擊總隊擴編為游擊軍。他的這一意見很快便得到批准。這樣，李延祿原來的抗日游擊總隊就改稱“抗日救國游擊軍”了。游擊軍的領導班子基本上還是游擊總隊的原班人馬，只是增設了一個副參謀長的職務，由化名為陳龍的人（本名為劉漢興）擔任（劉在建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長，１９５８年病逝）。 抗日救國游擊軍成立后，在綏宁地區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為了消滅這支頗有戰斗力的勁敵，調了大批的部隊前來“討伐”。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一場激烈的戰斗在游擊軍活動的中心地區馬家大屯展開了。戰斗開始后，敵人一直用飛机、大炮猛轟游擊軍的陣地，游擊軍的指戰員面對強敵，沉著鎮定，對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抗擊。 馬家大屯戰斗結束后，當李延祿帶著部隊清理戰場時，發現在我軍烈士的遺体中混有一個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祿的臉當時就拉下來了，他找到負責打掃戰場的別動隊隊長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進來了？”李光赶緊說：“這可是個好人。”然后便告訴李延祿說，他在帶別動隊戰士打掃戰場時，在一片松林里發現了一輛滿載子彈的汽車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還發現了一封信，找來一位懂日語的人一看，上面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 我看到你們分撒在山溝里的宣傳品，知道你們是共產党的游擊隊。你們是愛國主義者，也是國際主義者。我很想和你們見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敵人，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著，走投無路。我決心自殺了。我把我運來的１０万發子彈贈送貴軍。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請你們瞄准日本法西斯軍射擊。我雖身死，但革命精神長存。祝福神圣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關東軍間島日本錙重隊 共產党員 伊田助男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從上面這件事中，我們可見亞圣之言之真。 在１９３３年的時候，日偽統治還沒有完全在密山這個緊靠中蘇邊境的地方建立起來，李杜的自衛軍退到蘇聯去以后，其殘部散落在密山一帶，形成了大大小小８０多支抗日武裝。這些隊伍成分十分复雜，互相之間協調得也很差，實際上是處于一种群龍無首的狀態，這就為游擊軍到那里活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１９３３年７月，李延祿帶著游擊軍來到密山縣平陽鎮，与已在那里的第一團會師。這時，周圍各部的義勇軍都慕名前來，表示愿意接受編制和与其進行協同作戰。為此，軍部在駐地郝家屯召開了義勇軍、山林隊首領會議。出席者有“趙隊長”、“金山”、“常山”、“邱甲長”等人。在這次會上，各路“諸侯”共同商定：堅決打日本、打漢奸、不投降、抗日到底；保護群眾利益、從敵人手里奪武器。 在出席會議的人中，李延祿特別見到了那位外號為“趙挑水”的“趙隊長”。這是一個山東彪形大漢，從頭到腳，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著一條布料的子彈袋，是個手中不离長槍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１００多人來開會的，那些人多數都是他的山東老鄉。 李延祿問他：“是不是打算和我們一起抗日？” 趙隊長說：“你們收編，我們沒話說，你們不收編，我們也跟著你們一起打日本。” 李延祿問：“你怎么和‘邱甲長’他們不一樣呢？” 趙隊長說：“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給人家挑水的！” 雖然像趙挑水這樣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傾關門主義的影響，游擊軍在收編各支抗日武裝的問題上還是邁不開步子。甚至就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樣的口號也不敢提（直到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吳赤峰來了以后，告訴他們可以提這樣的口號，他們才敢這樣）講。同時，由于游擊軍初到密山，對各方面的情況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虧，特別是軍部受到了偽軍騎兵部隊的襲擊，損失很大。在這种情況下，中共吉東局和密山縣委及時幫助他們建立党團組織，做思想工作，使隊伍穩定了下來。不久，省委巡視員吳赤峰再一次來到了密山。 吳赤峰告訴他們，省委已經做出決定，讓他們取消“救國游擊軍”的名義，改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４軍”，游擊區也將擴大到虎林、饒河一帶，原在虎饒游擊區活動的李學福游擊隊也將划歸第４軍領導。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４軍正式成立。這實際上是一支以游擊軍為核心組成的“抗日聯軍”，各支隊伍雖然統一了編制，但平時還是獨立活動的，只是作戰時才協調行動。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４軍成立后，轉戰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偽軍進行了多次戰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攻打密山縣城一仗就得步槍１３０支，短槍４枝，子彈万余發。１９３４年５月，為支援土龍山農民暴動，襲擊依蘭縣日軍“討伐”隊，擊斃日軍大尉３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５０多人。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４軍成立后，李延祿和其他領導人仍感到對許多問題不知如何處理是好。例如，在對待義勇軍的態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問題上（吳赤峰原來也只是說他個人認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對這些問題理解的不一致，所以經常為此爭吵。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１９３４年２月，李延祿只身入關去尋找党中央，求個正确的“說法”。在以后的几個月里，他到了關內的不少地方，但卻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回到了東北。 李延祿沒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員吳平卻找到了他們。１９３４年８月，吳平來到了第４軍，根据李延祿向他反映有關“一提抗日周圍人力物力就容易調整動，而一提蘇維埃革命，許多人就和我們疏遠了”的實際情況，吳平建議他們改“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４軍”為“東北抗日同盟軍第４軍”。 吳平的話說到了李延祿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裝的聯席會議，在會上提出改人民革命軍為抗日同盟軍的建議，大家一致通過了這個提議。在這次會上，中央特派員吳平說：在南滿，我們有楊靖宇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１軍，吉東有王德泰的第２軍，哈東有趙尚志的第３軍，你們現在就正式編為東北抗日同盟軍第４軍。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建立第５軍，要是謝文東愿意接受我們領導，我們就給他第６軍的番號。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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