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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偽滿學校讀過書的人，都被迫背過我的“詔書”。在學校、机關、軍隊里，每逢頒布一种詔書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會上把那种詔書念一遍。听人講，學校里的儀式是這樣的：儀式進行時，穿“協和服”１的師生們在會場的高台前列隊肅立，教職員在前，學生在后。戴著白手套的訓育主任雙手捧著一個黃布包，高舉過頂，從房里出來。黃布包一出現，全場立即低下頭。訓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在桌上，打開包袱和里面的黃木匣，取出卷著的詔書，雙手遞給戴白手套的校長，校長雙手接過，面向全体展開，然后宣讀。如果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訪日回來在這天頒布的“回鑾訓民詔書”（原無標點）： １協和服是偽滿公教人員統一的制服，墨綠色，荐任官以上還有一根黃色的繩子套在頸間，稱為“協和帶”。學校里的校長和訓育主任，一般都有這根所謂“協和帶”。——作者 朕自登极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 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懇切相待，備极优隆，其臣民熱誠迎送，亦無不殫 竭禮敬。衷怀銘刻，殊不能忘。深維我國建立，以達今茲，皆賴友邦之仗 義盡力，以奠丕基。茲幸致誠佃，复加意觀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愛， 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親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誠意 為國，故能安內攘外，講信恤鄰，以維持万世一系之皇統。朕今躬接其上 下，咸以至誠相結，气同道合，依賴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 体。爾眾庶等，更當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 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 遵朕旨，以垂万囗。欽此！ 詔書共有六种，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詔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鑾訓民詔書”；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國本奠定詔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時局詔書”；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國十周年詔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 “即位詔書”后來為第五個即“建國十周年詔書”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那是沒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個詔書。學生、士兵都必須背誦如流，背不來或背錯的要受一定懲罰。這不但是日本在東北進行奴化的宣傳材料，也是用以鎮壓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据。東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對殖民統治有一絲不滿，都可能被借口違背詔書的某一句話而加以治罪。 從每一种詔書的由來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靈魂如何在墮落。前兩個我在前面說過了，現在說一下第三個，即“國本奠定詔書”是怎么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緝熙樓和吉岡呆坐著。他要談的話早已談完，仍賴在那里不走。我料想他必定還有什么事情要辦。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擺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發過了一陣嗯嗯之聲后，回頭向我說： “佛，這是外國傳進來的。嗯，外國宗教！日滿精神如一体，信仰應該相同，哈？” 然后他向我解釋說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現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 我憑著經驗，知道這又是關東軍正在通過這條高壓線送電。但是他說了這些，就沒電了。我對他的這些神話，費了好几天功夫，也沒思索出個結果來。 事實是，關東軍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正因發動的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戰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時還來不及辦。后來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于被調回國卸職。臨走，他大概想起了這件事，于是在辭行時向我做了進一步的表示：日滿親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滿洲國在宗教上也該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這件事考慮一下。 “太上皇”每次囑咐我辦的事，我都順從地加以執行，惟有這一次，簡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這時，胡嗣瑗已經被擠走，陳曾壽已經告退回家，万繩栻已經病故，佟濟煦自護軍出事以后膽小如鼠，其他的人則無法靠近我。被視為親信并能見我的，只有几個妹夫和在“內延”念書的几個侄子。那時，在身邊給我出謀獻策的人沒有了，那些年輕的妹夫和侄子們又沒閱歷，商量不出個名堂來，我無可奈何地獨自把植田的話想了几遍。還沒想出個結果，新繼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來了。他通過吉岡向我攤了牌，說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的宗教，我應當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又說，現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大慶，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時机，我應該親自去日本祝賀，同時把這件事辦好。 后來我才听說，在日本軍部里早就醞釀過此事，由于意見不一，未做出決定。据說，有些比較懂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認為這個舉動可能在東北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反感，導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擱了下來。后來由于主謀者斷定，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會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間，也會習以為常，于是便做出了這個最不得人心的決定。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東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漢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來說，這件事就完全違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發生“東陵事件”時更加難受。 我當了皇帝以后，曾因為祭拜祖陵的問題跟吉岡發生過爭執。登极即位祭祖拜陵，這在我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吉岡說，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我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自然可以祭愛新覺羅的祖先陵墓。他說那可以派個愛新覺羅的其他子孫去辦。爭論結果，當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卻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關上門在家里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然發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還要換個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從我在旅順屈服于板垣的壓力以來，盡管我每一件舉動都是對民族祖先的公開背叛，但那時我尚有自己的綱常倫理，還有一套自我寬解的哲學：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舉動看做是恢复祖業、對祖宗盡責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舉動解釋成“屈蠖求伸之計”，相信祖宗在天之靈必能諒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現在，日本人逼著我拋棄祖宗，調換祖宗，這是怎么也解釋不過去的。 然而，一种潛于靈魂深處的真正屬我所有的哲學，即以自己的利害為行為最高准則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證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應下來。當然，在這同時我又找到了自我寬解的辦法，即私下保留祖先靈位，一面公開承認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靈位預先告祭了一番，就動身去日本了。 這是我第二次訪問日本，時間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會見裕仁的時候，我拿出了吉岡安直給我寫好的台詞，照著念了一遍，大意是：為了体現“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他的答詞簡單得很，只有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從命！” 接著，裕仁站起來，指著桌子上的三樣東西，即一把劍、一面銅鏡和一塊勾玉，所謂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講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說在北京琉璃厂，這种玩藝很多，太監從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這個值錢，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嗎？這就是祖宗嗎？ 在歸途的車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回到長春之后，便在“帝宮”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頭筑的“建國神廟”，專門成立了“祭祀府”，由做過日本近衛師團長、關東軍參謀長和憲兵司令官的橋本虎之助任祭祀府總裁，沈瑞麟任副總裁。從此，就按關東軍的規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帶頭，連同關東軍司令和“滿洲國”的官員們，前去祭祀一次。以后東北各地也都按照規定建起這种“神廟”，按時祭祀，并規定無論何人走過神廟，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禮，否則就按“不敬處罰法”加以懲治。由于人們都厭惡它，不肯向它行禮，因此凡是神廟所在，都成了門可羅雀的地方。据說有一個充當神廟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員），因為行祭禮時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樣子十分難看，常常受到親友們的恥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對他妻子說：“你瞧你們當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墳》里的柳錄景嗎？”這對夫妻羞愧難當，悄悄丟下了這份差事，跑到關內謀生去了。 關東軍叫祭祀府也給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樣的祭祀服，我覺著穿著實在難看，便找到一個借口說，現值戰爭時期，理應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決心，我還說穿軍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贈的勳章，以表示“日滿一德一心”。關東軍听我說得振振有詞，也沒再勉強我。我每逢動身去神廟之前，先在家里對自己的祖宗磕一回頭，到了神廟，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龕行禮時，心里念叨著：“我這不是給它行禮，這是對著北京坤宁宮行禮。” 我在全東北人民的恥笑、暗罵中，發布了那個定天照大神為祖宗和宗教的“國本奠定詔書”。這次不是鄭孝胥的手筆（鄭孝胥那時已死了兩年），而是“國務院總務廳”囑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漢學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茲為敬立 建國神廟，以奠國本于悠久，張國綱于無疆，詔爾眾庶曰：我 國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烝烝日躋隆治。仰厥 淵源，念斯丕績，莫不皆賴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訪 日本皇室，誠煙致謝，感戴彌重，詔爾眾庶，訓以一德一心之 義，其旨深矣。今茲東渡，恭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親拜 皇大神宮，回鑾之吉，敬立 建國神廟，奉祀 天照大神，盡厥崇敬，以身禱國民福祉，式為永典，令朕子孫 万世祗承，有孚無窮。庶几國本奠于惟神之道，國綱張于忠 孝之教。仁愛所安，協和所化，四海清明，篤保神麻。爾眾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綱，力行弗懈，自強勿息。欽此！ 詔書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后便成了每次詔書不可少的諛詞。 為了讓我和偽大臣們接受“神道”思想，日本關東軍不怕麻煩，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覽克彥（据說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講師）請來，給我們講課。這位神道家講課時，總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圖，上面畫著一棵樹，据他講，這棵樹的樹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國各教，所謂八綸—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這個祖宗。又一張紙上，畫著一碗清水，旁邊立著若干醬油瓶子、醋瓶子，說清水是日本神道，醬油醋則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純淨的水，別的宗教均發源于日本的神道。還有不少奇譚，詳細的已記不清了。總之，和我后來听到的關于一貫道的說法，頗有點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听課時，都有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偽大臣們，听課時總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覺來。綽號叫于大頭的偽軍政部大臣于深囗，每逢听“道”就歪著大頭打呼嚕。但這并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鄉照樣設大神廟，以示對新祖宗的虔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美英宣戰，在關東軍的指示下，偽滿又頒布了“時局詔書”。以前每次頒發詔書都是由國務院辦的，但這次專門召開了“御前會議”，吉岡讓我親自宣讀。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這詔書也是佐藤的手筆。 奉 天承運大滿洲帝國皇帝詔爾眾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茲以本日宣戰美英兩國， 明詔煌煌，懸在天日，朕与 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爾眾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將不可 分离關系，團結共同防衛之義，死生存亡，斷弗分攜。爾眾庶咸宜克体朕 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 以輔東亞戡定之功，貢獻世界之和平，欽此！ 這些恭維諂媚的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樣，以后都成了我的口頭禪。 我每逢見來訪我的關東軍司令官，一張嘴便流利地說出： “日本与滿洲國乃是一体不可分的關系，生死存亡的關系，我一定舉國力為大東亞圣戰的最后胜利，為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奮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机，到偽滿作閃電式的訪問。我見了他，曾忙不迭地說： “請首相閣下放心，我當舉滿洲國之全力，支援親邦日本的圣戰！” 這時已經把“盟邦”改稱為“親邦”。這是偽滿“建國十周年”所帶來的新屈辱，是寫在“建國十周年詔書”里的。 在這個“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岡曾和我說： “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嗯，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所以，嗯，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１一樣，稱日本國為盟邦友邦，應稱做親邦。” １偽滿于一九三九年，參加了日德意三國于一九三一年訂的“防共協定”，這就是所謂盟邦。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增添了与偽滿建交的日本統治的南洋各傀儡國家。 与此同時，國務院最末一任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把張景惠和各部偽大臣召到他的辦公室里，講了一番稱日本為親邦的道理。接著“建國十周年詔書”就出來了： 我國自肇興以來，歷茲十載，仰賴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國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維尊。 奉天承運之作，垂統無窮。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勵精自懋，弗敢豫逸。 爾有司眾庶，亦成以朕心為心，忠誠任事，勤勉治業，上下相 和，万方相協。自創業以至今日，始終一貫，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勵其所志，獻身大東亞圣戰，奉翼親 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努力國本之培養，振張神人合 一之綱紀，以奉答建國之明命。欽此！ 從此“親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詞。 我自認是它的儿子還嫌不夠，武部六藏和吉岡安直竟又決定，要我寫一封“親書”，由總理張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謝恩”。我在這里把“謝恩”二字加引號，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張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滿洲帝國特派赴日本帝國謝恩大使”，這也是寫在“親書”里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敗象越來越清楚，連我也能察覺出來，日本軍隊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岡跑來，轉彎抹角地先說了一通“圣戰正在緊要關頭，日本皇軍為了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作奮不顧身的戰爭，大家自應盡量供應物資，特別是金屬……”最后繞到正題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親自表現出日滿一体的偉大精神……” 這回他沒有嗯、哈，可見其急不可待，連裝腔作勢也忘了。而我是渾身毫無一根硬骨頭，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偽宮中的銅鐵器具，連門窗上的銅環、鐵挂鉤等等，一齊卸下來，交給吉岡，以支持“親邦圣戰”。過了兩天，我又自動地拿出許多白金、鑽石首飾和銀器交給吉岡，送關東軍。不久吉岡從關東軍司令部回來，說起關東軍司令部里連地毯都捐獻了，我連忙又命把偽宮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來送去。后來我去關東軍司令部，見他們的地毯還好好地舖在那里，究竟吉岡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過問。 以后我又自動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讓他送給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 當然，經我這一番帶頭，報紙上一宣揚，于是便給日偽官吏開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門。听說當時在層層逼迫之下，小學生都要回家去搜斂一切可搜斂的東西。 吉岡后來對溥杰和我的几個妹夫都說過這樣的話：“皇帝陛下，在日滿親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這位“最高模范”在無關緊要之處，也曾叫他上過當。例如捐獻白金的這次，我不舍得全給他們，但又要裝出“模范”的樣儿，于是我便想出這樣一個辦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來，另買了一塊廉价表帶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當著他的面看表，說：“這只表又慢了一分鐘。”他瞅瞅我這只不值錢的表，奇怪起來：“陛下的表，換了的，這個不好……”“換了的，”我說，“原來那只是白金的，獻了獻了的！” 一九四五年，東北人民經過十几年的搜刮，已經衣不蔽体。食無粒米，再加上几次的“糧谷出荷”、“報恩出荷”的掠奪，弄得農民們已是求死無門。這時，為了慰問日本帝國主義，又進行了一次搜刮，擠出食鹽三千擔，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國內去。 本來這次關東軍是打算讓我親自帶到“親邦”進行慰問的。日本這時已開始遭受空襲，我怕在日本遇見炸彈，只得推說：“值此局勢之下，北方鎮護的重任，十分重大，我豈可以在這時离開國土一步？”不知道關東軍是怎么考慮的，后來決定派一個慰問大使來代替我。張景惠又輪上這個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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