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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農村社區研究中隨意碰到的一個題目，就像在去河邊的路上偶然拾得一塊鵝卵石。但拿在手上稍加品玩，竟發現石子的紋路曲折地透視出當前農村社會變遷中大量社會問題的信息。于是，我們留心觀察，并把它記述下來。 這塊鵝卵石就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奇跡般在小鎮遍地開花的舞廳。說它是“奇跡”，是因為。直到半年多前我們去小鎮時，那里還只有剛開業的3家帶卡拉OK的大酒家，而1995年6月我們再到小鎮時，已經滿大街是歌舞廳了。 小鎮位于東北內陸地區，始建于本世紀初。清政府在中東鐵路（原名東清鐵路）兩側“放荒”時在這里夯土筑城，設立管理開荒事務的行政和防務中心，并一度成為縣城所在地。小鎮距哈爾濱、大慶市都在90公里半徑以內，雖不通火車但公路交通便利，一直是周圍農村地區的農副產品集散地。改革開放以來這里商貿發達，集鎮內農業、非農業和流動人口增至近兩万人。近几年大慶新采油場又建在鎮外，更增添了小鎮的人來車往的活躍气氛。 小鎮的街道還是本世紀初建城時打下的基礎，最繁華的地段為東西南北走向的十字街。建城時東西和南北大街各長1.25公里，現在有所延伸，但東西大街長不過兩公里，南北大街長不過1.5公里，在總長不過3.5公里的十字街上卻開了近60家舞廳，即平均每50米就有一家舞廳。這些舞廳所營造的气氛同社區原有的氛因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小鎮近年來雖然新建了几處樓房，但總体面貌土气未消。主要街道兩旁多是低矮的平房，店舖牌匾上也多是書寫的帶“金”、“貝”部首，或帶“昌”字以及人民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老式名稱，而穿插于其中的舞廳名稱卻為：“風流男士”、“夜活鳥”、“吧酒吧”、“名花流”、“樂都”、“夢情”、“柔情水”、“她他樂”、“龍鳳情”、“情未了”、“秦淮樓”、“夜溫馨”、“情思”、“夜來香”、“外來妹”、“昨夜情”、“長相思”、“晚情”、“夜夜香”、“今宵樂”……有的還配之以男女起舞的畫面，顯得格外刺眼。 小鎮的人們一向安分，節儉，勤勞，忙于經營，很少娛樂，怎么突然熱衷起“洋”舞來？ 原來，舞廳熱是由數百個外來妹到小鎮當陪舞小姐引起的。當這些外來妹由業主領著，乘大客車浩浩蕩蕩開進小鎮的時候，引起了小鎮人們的极大恐慌，并給小鎮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強烈的震蕩，其震蕩程度遠遠超出了小鎮的社會承受力。 首當其沖的是家庭。奮力抗爭的是婦女。 小鎮的妻子們只是在電視里看見過專門勾引男人的浪女人，但認為离自己是很遠的，沒想到這些浪女人一下就來到了跟前，威脅到她和她的家庭。有的妻子認為天經地義的是，丈夫只能摸自己的手，和自己臉對臉，身挨身，哪能容得第二個女人！有的妻子認為自己雖然會干活、做飯、養孩子、對丈夫忠貞不二，但不會“浪”，新來的浪女人是很容易把丈夫的魂勾走的。這种擔心确實又不是多余的，有的男人已發展到同小姐鬼混的地步。小鎮的家庭大多是獨立的生產經營單位，有的妻子和丈夫辛辛苦苦一年掙下几個錢，自從有了舞廳，丈夫整宿不歸，把錢都花在舞廳，并無心干活做買賣了…… 舞廳沖擊的是家庭，攪動的是整個社區。 一位制鞋店舖的年輕女老板說：“自從整車整車的小姐來到鎮子后，攪得這里人心不宁，家破人散……” 鎮法庭庭長說：“自從舞廳開業以后，60％以上的离婚案都同上舞廳有關……” 鎮司法所所長說：“自從舞廳營業以來，每天都有因男方進舞廳而來鬧离婚的，最多的一天接待8對……”對此我們有直接的感受：我們經常訪談的一對從事批發零售水果的年輕夫婦，日子一向和和美美，但我們卻看到他們出現在司法所鬧离婚，女主人哭述著男人如何因去舞廳而不好好過日子…… 鎮公安分局局長說：“過去干警晚上事不多，自從有了舞廳，天天晚上有事，治安案件上升。不久前還因爭小姐而發生毆斗致死案件……” 一位老農業技術干部說：“我鎮自建城以來從來沒有這么傷風敗俗過！還是不是共產党的天下？！” 一時間，小鎮人怨聲鼎沸，議論聲、怒罵聲、斥責聲、爭吵聲、撕心裂肺的抗爭聲不絕于耳。小鎮似乎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人們像當年“父送子，妻送郎”打鬼子一樣，掀起了保衛家園的運動。在小鎮的不少家庭，父親看管著儿子，妻子看管著丈夫，未婚妻和家長看管著未來的女婿，不准他們進舞廳。鎮民們還向小姐發起了抵制行動：小姐們上街一律不給好臉，到市場買東西一律要高价。一位服裝市場的女老板對我們說：“小姐們到我們這里買衣服，明明30元一件，非要90元不可，大家的心可齊了！”，也有的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舞廳…… 但舞廳沖擊波在促進小鎮的社會變遷上也發生了奇效，并成為小鎮經濟的一個新起動點。比如，小姐們的職業特點決定了她們要著意打扮，有的小姐從勞務市場上招聘來時并沒有干陪舞這一行的准備，到小鎮后一切服裝、化妝品都要現買。另外，本地女性雖然仇視外來妹，但小姐們的穿著打扮對她們卻起了示范效應。于是女性服裝和女性用品市場被刺激起來了。走進小鎮服裝大市場，女性胸罩、長筒襪、內衣、外衣，挂得一排排。以前我們到鎮里時尚無一處浴池營業，但洗浴業無論對小姐還是消費者來說都成為必要，于是一處處“洗浴中心”也應運而生了，美發、美容店也多起來了。舞廳离不開飲料、果品、糕點和各种小食品的消費，人們在那里是舍得花錢的，伴舞小姐也會不斷給你上食品，于是食品業也興隆了。更為有趣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小鎮街上新冒出了几百輛電三輪車，拉著客人滿城跑，成為小鎮一大新人文景觀。支撐電三輪車生意的包括逛舞廳的客人，所以夜間經常有不少電三輪車在舞廳門前攬生意。据了解，每輛三輪車一天至少掙几十元錢，這無形中又解決了小鎮几百人的就業問題…… 小鎮的人們一向有早起經商做買賣的習慣。夏秋之際，每天早3點多鐘蔬菜批發市場已經熱鬧非凡了。白天，小鎮來往汽車數千輛，人群熙熙攘攘，但一到天黑，仿佛一切都戛然而止，整個街面除飛馳而過的汽車和偶然赶路的行人外，小鎮靜得出奇。小鎮缺少夜生活。但新冒出的几十家舞廳營業活動主要在夜間，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和一明一滅的成串彩燈，裝點著小鎮的夜景，難怪有的舞廳叫“不夜城”。小鎮似乎在追赶大城市。 所以，短期內興起的舞廳熱确實攪動了小鎮人們的心，在整個社區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浪。但為什么說是“沖天浪”呢？因為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小鎮雖然在走向外部世界，但小鎮人們的眼界畢竟有限，社會交往仍較狹小。小鎮尚屆“地域性社會”。小鎮的“天”本來就不高不大嘛。 我們在街頭拍了一張照片。每當下午舞廳開始營業時，老板就讓小姐們在門口露面，表明可以接待客人了。我們拍下的鏡頭是：一個舞廳的小姐們身子躲在門里，卻不時地把一排腦袋伸向門外。這是因為她們對門外的世界是隔膜的，但又不好違抗老板的指令。她們的表情帶有几分羞怯，几分迷惑，几分好奇。這個鏡頭比較典型地表現了她們的角色地位同社區的關系，以及她們特定的心理狀態。 小姐們是為了掙錢的簡單動机到這里來的。她們怎么也不會意識到，她們的不自覺的行動像催化劑一樣引起小鎮社會生活的裂變，其效力使那些有意影響小鎮發展進程的人們相形見絀。 小姐們的職業活動就是陪舞。關于這一新職業的名稱在我國尚無統一的說法。在國外有叫“舞女”的。菲律賓大量年輕姑娘到日本低檔次的舞廳陪舞，被高雅的日本人尊稱為“藝人”。我國一些沿海開放城市給從事這類職業的人起了一個更名正言順的名字，叫“舞蹈訓導員”。小鎮所在的上級單位給她們定名為“文化場所服務員”，都忌用“陪”這個字。小鎮的人們要直爽得多，就管她們叫“陪舞小姐”，簡稱“小姐”，有時干脆叫“妞”。 据我們調查，小鎮每家舞廳雇佣的小姐一般不少于8人。如按每家雇8個小姐計算，全鎮近60家舞廳雇佣小姐總數約為450人－500人。鎮有關負責人說，小姐們大部分來自黑龍江省內各地，也有少數來自遼宁、吉林省，個別還有來自河南、四川的。從年齡上看，多為二十一二歲以下的未婚女性。我們具体調查了“夢情”、“東富豪”、“吧酒吧”3家舞廳小姐們的來源。我們注意到一种情況，有些小姐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總把自己說成是從“大地方”來的。比如，來自齊齊哈爾市所屬各縣的，則有說是“齊齊哈爾市的”；有的在哈爾濱打了几天工，就說是“哈爾濱人”。但我們還是很容易搞清她們的真實地址。 我們調查的3家舞廳情況如下：“夢情”有12位小姐，其中佳木斯市3人，鶴崗市1人，杜蒙自治縣3人，齊齊哈爾市1人，肇東市2人，蘭西縣1人，安達市1人。“東富豪”小姐8人，來自遼宁省張武縣4人，安達市2人，肇東市1人，蘭西縣1人。“吧酒吧”小姐8人，來自肇東市2人，安達市2人，哈爾濱市1人，大慶市1人，肇源縣1人，青岡縣1人。總的情況是，小姐們來自大城市的很少，來自純農村的也很少，大多來自中小城市、縣城、城市郊區和小城鎮，也許是誠心要和小鎮“門當戶對”吧。 小姐們到這里謀職主要通過三個途徑：一是從省內各勞務市場上招聘來的，其數量最大。但對業主來說也有不夠穩妥的方面，他們不知受雇者的底細，不好控制。如有個別小姐剛來兩天就拿著老板預支的工資溜之大吉了。二是業主到老家通過親朋、老鄉的介紹領來一批小姐。小鎮是本世紀初才形成的移民社區，不少人同老家保持著聯系。通過這种渠道介紹來的小姐來路清楚，便于控制。三是有的小姐通過個人關系介紹到某舞廳，然后她又介紹一批熟人來作伴。而她拉來的熟人也可能再介紹一些人來。這樣，來這里的人像滾雪球一樣越聚越多。 我們詢問一些小姐為什么來當陪舞小姐，從調查結果看大致分為如下兩類： 一類是個人因素。她們是個人生活遇到障礙者，想到外地躲避一下原有的生活環境。 小姐A：35歲，“夢情歌舞廳”小姐。她在佳木斯市某國有企業机關工作。据自己說，她的工作條件不錯，還到日本研修過一年，會點日語，因厂里謠傳她同某厂領導關系暖昧，一直情緒不好，為擺脫煩惱，請了病假在家休養，經朋友相約到這家舞廳暫當小姐，待心情好了就回去。 小姐B：19歲，“夢情歌舞廳”的領班，高挑個，活潑，舞跳得好，成為最搶手的小姐，經常陪小鎮的重要客人跳舞。她說，她家住肇東市內，三個月前認識了一個在大慶工作的小伙子，但父母不同意她与其往來，并對她的行動進行監護。為了尋求行動自由，她以到飯店工作為名進了這家舞廳。這樣她就可以与男友自由往來了。談起她的男朋友，她神采飛揚，說他要她做什么，她都不會拒絕的。 小姐C：19歲，先在“日日昌舞廳”當小姐，后又來到“東富豪舞廳”。家在遼宁省張武縣。她實際上只初中畢業，但几年后拿到一張大專文憑。她說自己膽很大，敢干事，但因一件“很特別的事”（她不肯說明具体事由）同家里鬧翻，在家鄉呆不下去了，于是經人介紹到了這里。從談論中可以看出她有嚴重心理障礙，對世事看得很透，但對自己的前途极為悲觀迷惘，抱著混一天是一天的態度。 但是另一類大量的、共性的問題是，小姐們大多都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她們家庭生活困難，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從事這份工作。黑龍江省國有大中型企業較多，不少企業開不出工資，工人變相失業，而在許多小縣城、小城市，女性又缺少就業机會。這樣，就向小鎮的舞廳業輸送了一大批年輕女性求職謀生者。 小姐D：在“夢情歌舞廳”陪舞。34歲，已婚，并有上小學一年級的男孩。她与丈夫同在佳木斯市某電机厂工作。近几年工厂不景气，長時期開不出工資，工人放了長假。為了生計，她先在市場上賣服裝，但銷路不好沒掙到錢，后經這家舞廳老板的侄子介紹當了小姐。她說，她一人离家到了千里之外很孤單，當小姐的名聲又不好，丈夫并不知道她是來當小姐的。但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一切都顧不得了。她又說，她剛來這里十几天，很想念丈夫和孩子，准備過几天回去看看，如果丈夫和孩子能料理好生活她就回來，否則就不能來了。說到這里，她的淚水已不斷從眼里涌出。 小姐E：18歲，身材瘦小，“夢情歌舞廳”小姐。她說家住齊齊哈爾市，細問得知她是從遠离市區的碾子山華安區來的。父親在軍工厂工作，全家的生活都指望工厂，但工厂開不出工資，生活困難。她已初中畢業3年，想給家里掙錢，但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經勞務市場介紹就到這里來了。 小姐F：“夢情歌舞廳”小姐。身高1.5米多，自說17歲，實際16歲，有一個同曹禺先生《日出》劇本里的人物相同的名號叫“小不點”。她說家住蘭西縣。5歲時父親拋下母親和她以及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小妹再沒回來，后來母親再嫁。繼父對她和小妹很不好，經常挨打受罵。再往后，母親又拋下她和妹妹到外地了，無奈她和妹妹只得同繼父一起生活。繼父酗酒、賭博，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賣了。她和小妹處境很慘。為了能讓11歲的妹妹繼續讀書，她先是到哈爾濱市一些飯店當服務員，但都沒干几天就被辭退了，后經勞務市場招聘到這里當了小姐。她的神情有些呆滯（据說是被繼父打的），不識字，不會應酬。周圍的小姐說老板對“小不點”不滿意，但舞廳的客人一直比較多，也輪得上有她的應酬，有時又可以外借到其他舞廳“救場”，加上老板對她有可怜的成分，所以留她在此謀職至今。 我們還可以列舉出一些被訪者。她們都是女性失業大軍分流到小鎮里的一員。另外，即使是前面所說的“個人生活障礙者”，她們中的多數人事實上也是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如小姐B、小姐C）。 許多年輕姑娘都是第一次走出家鄉，走出那個尚未開放的社區來當小姐。她們大多涉世未深，帶著几分稚气。從訪談中得知，她們出來求職首選的職業大多不是舞廳，由于缺少特定的職業技能，因而大多想到飯店當服務員，有的業主也是以到飯店工作為名把她們領出來的。不少姑娘出來時，家長都是千叮嚀万囑咐，切不可從事有辱家門的職業。我們還了解到，絕大多數小姐都不把陪舞作為一個長期的職業。對于被訪者，我們都要提出如下兩個問題：“你對自身從事的現職業怎么看？”“你的父母或家里人是否知道你在舞廳當小姐？”對于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我們發現她們對自身職業的評价同社會上對她們的看法惊人地一致：“沒臉面”、“名聲不好”、“不是好人干的”、“好人也得學坏”等等。對于第二個問題几乎都回答“不知道”，大多數都是背著父母或丈夫假說在飯店里當服務員。据我們了解，小姐們的流動性都很大，她們都頻繁地更換自己的工作地址，在一個舞廳少則待不足一個月，甚至十几天，多則兩三個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一個地方待常了容易受到常客糾纏等等。但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一個地方干長了怕家里人發現。而且變換舞廳很容易，反正現在全中國從沿海到內地，從大城市直到中小城市，直到鄉鎮甚至到村子，各地的舞廳之類越開越多，專治男女性病的廣告也越貼越多。北方姑娘個高丰滿，一等的可往南跑，傍洋佬，二等的可上大中城市傍大款，三等四等的在小縣城、小集鎮照樣可以找到事干。 小姐G：24歲，在“吧酒吧歌舞廳”陪舞。家住安達市，17歲時進本地一家紡織厂當擋車工，工作要強，受到好評。后來婚嫁到大慶市失掉了工作。不久前因丈夫有外遇而离婚。為了不再給娘家添麻煩，決心自己養活自己，于是到舞廳當小姐。她說，她母親去世，父親未續弦，含辛茹苦把她們姐妹3人和一個哥哥拉扯大。父親從工厂退休前是工厂的多年勞模，對子女要求很嚴，希望子女有出息。哥哥和兩個姐姐都干得不錯，惟有她因婚姻不幸而流落到舞廳，干這一行真是愧對父親的養育之恩。她說家里人不知道她在當小姐。在舞廳當小姐工作累得要死還是次要的，主要是名聲不好，受人白眼。談起今后的打算，她說一定爭口气，現在已積攢了一万多元錢，一旦掙夠了出攤床的錢，立刻辭掉這份工作。 小姐H：19歲，在“夢情歌舞廳”當小姐。來自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她初中畢業后在家鄉開了一個發廊，掙了一些錢，后來在處一個男朋友時，把錢都花光了，還惹得滿城風雨。由于無法在家鄉生活，先后到大慶等地的酒店、舞廳干過事，二十多天前到了這個小鎮。她說准備再掙些錢，然后到大慶市或哈爾濱市學電腦打字，以后回家鄉開個打字社。 小姐I：23歲，也是“夢情歌舞廳”小姐。來自鶴崗市郊區。她自己說未婚，實際上已离了婚，并有一個5歲的男孩放在父母家里撫養，自己跑出來掙錢。她的父親和哥哥因鄰里糾紛被人用沙槍打傷致殘，因此家庭生活較為困難。在到這個小鎮之前已在其他地方的舞廳工作過，因此應付客人顯得自如，并不忘通過客人拉關系，找門路，過格的事也干。但即使如此，她對舞廳工作評价也不高，說“這是好人干不來的活”。她准備盡快掙夠錢，好去經商做買賣。在她看來，進舞廳當小姐只是自己的“原始積累”階段。 一些被訪的小姐在同我們談話時都一再表白，她們雖然干的是叫人瞧不起的行業，但她們是“有靈魂的人”，心里是干淨的，或者表白自己決不干過格的事。但是，你不是想掙錢、甚至想掙更多的錢嗎？你不是通過市場關系把自己作為商品出售、并成為業主賺錢的“動產”嗎？那么你就要服從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并且一切按著這個原則身不由己地隨順下去。為此你要体現娛樂場上的供求關系，并在缺少正常的游戲規則的條件下，你要出售你身上不具有商品屬性的“商品”。 那么在小鎮舞廳，什么具有最高“商品”价值呢？小鎮一年前按高雅模式辦起了3家卡拉OK廳大酒家，除向客人提供酒菜外，還提供點歌、自唱、自帶舞伴跳舞等娛樂形式，室內裝修也較豪華，但經營效果并不好。其原因除了酒菜的消費費用較高外，主要是在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小鎮，多少人有興致肯花錢點歌、唱歌？又會有多少夫妻會一同到娛樂場所跳舞？如果不是夫妻而是同事間跳舞，第二天閒話就會傳遍小城。同3家大酒家門庭冷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小鎮上出現近60家舞廳時卻家家生意興隆，顧客爆滿。奧妙正在于家家舞廳都提供了外來妹“商品”。 舞廳小姐們的月工資是600元，吃住由業主全包，這在北方地區收入不算低。另外，凡得小費歸自己。小姐們的吃住條件都較差，每天的工作時間視客人情況而定，什么時候來客人都要陪同，一般要從下午開始陪舞到后半夜，工作時間長達14－15個小時。吃飯不能准時，有時晚上才吃午飯，因此干時間長的小姐都有胃病。但收入對于這些在本地找不到工作而出來謀生的年輕姑娘來說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何況還有鼓勵你多掙錢的門道呢。 多數小姐的舞跳得并不好，有的是跟先來的小姐學兩次就下場了；舞廳的設備也很簡陋，有一間門市房稍加裝飾即可，再有一個質量不必太高的音響和若干盒式錄音帶就足夠了。多數小姐的相貌也很一般，這符合自然選擇的規律。因為長相好的待价而沽，流向大城市、大賓館了。但在小鎮，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 舞廳營業時接待客人的方式是一個小姐陪一個客人，一陪到底。如果舞廳只有10個小姐，來的一伙客人是11人，老板可到鄰近舞廳借一個小姐，借過來的一般都是條件較差的。在整個營業過程中小姐要陪跳、陪嘮、陪吃。在不少舞廳，每一對舞伴都坐在雙人高靠背椅子上，各對舞伴之間互不妨礙，有的舞廳還設有擋布帘的小單間。伴舞過程中燈光是幽暗的，并根据客人的要求隨時可以把燈光調得更暗些，特別是終場前一定要有燈光全熄的“節目”。一般來說后半夜的場次則表現得更狂一些。 在舞廳里，小姐的舞跳得好固然重要，同時也不排除有的人到舞廳是為了正當的閒暇消遣，但就舞廳充斥的總体气氛看，在這里最具交換价值的是肉体的触摸。舞廳老板說：“我們的服務宗旨就是陪好每一位客人，讓客人高興而來，滿意而去。”有的小姐也說：“只要客人滿意，我們怎么都行。”這里所說的“滿意”的含義是不言自明的。而讓客人滿意就意味著讓客人多來、多掏錢，就意味著老板生意興隆，小姐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小費。你不是想多掙錢、攢夠錢做小買賣嗎？那么你就要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你不是想保持“靈魂”、自尊、自愛嗎？但在這里“靈魂”、自尊、自愛是不具有交換价值的。固然，小姐們的表現會因人而异，但你要吃這碗飯，你就必須适應它，即使不是主動出擊，也須百依百順。說保持“靈魂”、自尊、自愛，到頭來只是流為一种表白而已。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這樣一個普通的“定律”：一個小姐在舞廳求職時間的長短，同她“放得開”失去自尊的程度成正比。初來乍到的小姐一般都比較拘謹，而跑過几處舞廳，從業時間較長的小姐一般都能“放得開”，富于色情的挑逗性已成為小姐們的職業特征。一位小姐說：“現在人們都想得開了，我們為什么想不開？”為了能得到顧客的小費，有的小姐使盡了語言挑逗、行為挑逗的能事。我們發現小姐之間或小姐同常客之間有一种手勢暗語。用諧音法破譯過來就是：用手勢比划“991”是“求求你”的意思，“721”是“親愛的”，“521”是“我愛你”，“7758”是“親親我吧！” 小姐們把凡是舞廳跳舞的人不管年齡大小一律稱之為“大哥”。她們對“大哥”們事實上有兩套評价標准。從“規矩”程度上看，她們認為文明程度較高的是机關干部，其次是企事業單位的頭頭，不好侍候的是個体工商戶、做買賣的有几個錢的人，待別是社會上一些閒雜人員、“地賴子”之類更是難纏。他們常常滋生事端，打架斗毆，讓人心惊肉跳。但“規矩”的程度高并不等于是她們最愛接待的人。她們除了最不愿意接待“地賴子”之類的人外，不愿接待的就是一般的机關干部，因為他們到舞場是靠“揩油”來的，沒有多少油水可撈，有的小姐對他們甚至抱戲諺的態度。 客觀地說，在全鎮近500個外來小姐中從事賣淫活動的是少數。舞廳房舍狹小簡陋，多數舞廳散場后兼做小姐的集体宿舍，不具備賣淫的條件。而且一般來說老板也不歡迎小姐從事賣淫活動。因為只要自己的經營活動沒達到賣淫的程度，只要是在舞廳之內，那么一些活動都是合法的，而賣淫是不合法的，一旦被治安部門抓住，老板要受到牽連。但這里确實存在賣淫活動。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這樣几個行業術語：“坐台”、“出台”、“扒台”。“坐台”就是小姐在舞廳內陪客人活動，不走出舞廳。“出台”就是陪客人离開舞廳自我地方活動，實際是指賣淫。賣淫一次的价格約在50－100元左右。“扒台”就是客人拉走了小姐，影響了老板的生意，等于扒了老板的鍋台，因此客人如要領走小姐是要付給老板“扒台費”的。能夠領走小姐的多是有一定勢力的人或熟人，也有的是小姐同客人相約偷偷走出去的，對此老板常常采取裝看不見的態度。 小鎮舞廳生意興隆是靠眾多的消費者支撐的。我們粗略地估算一下，如果每位小姐按一天接待兩個或兩個多一點的顧客計算，那么小鎮舞廳每天至少有上千個消費者。小鎮內的農業、非農業和流動人口總計不超過兩万，這就是說在小鎮地面的每20個人就有1個人泡舞廳，這個比例大概要高過許多繁華的大城市。來舞廳的消費者分鎮內鎮外兩部分人。鎮內的人有：党政、企事業單位干部，鄉鎮企業負責人，私營和個体工商業主，閒散人員等。來自鎮外的有：不便在本地泡舞廳，晚間開著汽車到此地舞廳消遣的周圍鄉鎮、縣城及市里的干部，到小鎮辦事的外地商業、企業人員、干部等等。除此之外，附近采油場的職工也是舞廳的重要消費者。從穿著打扮上看，來舞廳的有衣著筆挺者，有穿露腳趾頭的鞋子、衣著不整者；有面容經過精心修飾者，也有胡子多少天不刮、扎得小姐直叫者。從年齡上看，從二三十歲到五六十歲不等。從花錢上看，有出手大方者，也有剛攢夠了最低檔次的“桌底”錢而到這里開開眼界者。總之，交了錢就可以“瀟洒走一回”。但据說也有例外者。一位鎮干部向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一次，鎮房產部門職工的4個男孩子進了舞廳坐下來，其中最大的14歲，最小的8歲，他們也要找小姐跳舞，并把足夠的錢放在桌子上。這回，老板感到為難，不敢收桌底錢。最后是一個舞廳常客把這4個小孩轟了出去。 由于來舞廳的各色人等較為复雜，所以他們的消費動机也有所不同。小鎮是缺少閒暇文化生活的，來這里的有正常的閒暇消遣者，但也不乏人們熟悉的一种形象：由低素質的暴發戶演變來的“食色成性者”，他們中的一些人不但泡妞，而且還蓄妾。這些我們都不做分析。我們觀察到活躍在小鎮舞廳中的一种最具典型意義的社會行為者，他們數量龐大。我們給命名為“复蘇的‘性’饑渴者”。 小鎮位于東北內陸農村地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這里的經濟活動比較活躍，對外的經濟聯系多起來了，經濟上獲得了一定的開放性。但小鎮的社會文化開放性要滯后得多。從人們的心理開放程度、兩性之間的社會交往程度以及女性的社會參与程度上看，這里基本上還沒走出“傳統”。小鎮居民大多是山東移民的第三、四代子孫，他們的“老鄉”孔老夫子、孟老夫子有許多關于“男女授受不親”，甚至男女的衣服不能搭在一根竹竿上晾晒之類的遺訓。這些無形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种社區規范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同時，小鎮的社會發育程度還沒為男女之間正常的社會交往提供條件和机會，一個男人同女人如有較近的接触會被視為行為不軌者。所以小鎮內男人剩下的一半就是女人，但對不少男人來說，雖已到了儿女成群、過了大半輩子的年齡，但除了摸過自己的老婆的手外，沒摸過第二個女人的手。所以人們對异性怀著一种神秘感，并事實上成為一种潛在的“性”饑渴者。在小鎮里，我們常听到人們開一种很粗魯的關于兩性的玩笑，我們也看到劇場在上演地方戲二人轉時，每當表演者演唱“葷”戲時，場內所爆發的极其興奮的狂熱情緒。這些事實上是一种“肌体不平衡者”的表現。只是平時人們壓抑著，并沒覺得有什么不正常。 但是，小鎮的外面已是一個物欲、肉欲橫流的世界。小鎮還有了包括衛星有線電視在內的各种大眾傳媒手段，色情的錄像帶之類也在小鎮出售著。小鎮又處于浮華的哈爾濱和干什么都財大气粗的大慶的近距离輻射圈內，更有“八千小姐鬧市城”之譽的市府所在地的直接影響。小鎮里常在外面跑買賣的大款們早已學會了在外面“泡妞”，等等。但這种大軍壓境的局面尚不足以攻破城池，需有內部條件配合。小鎮的商人做買賣腦瓜很精，他們也祟尚做買賣精明，連給女儿找對象都要“找以色列人”。精明的商人是不會放過能獲得暴利的舞廳業的，他們獲利的武器就是不該成為商品的“商品”。“大地方”能做的事，我們為什么不能做？于是他們引進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小鎮的城池終于被穿透力极強的特殊市場和商品攻破了。當附著“市場”魔力的几百個小姐開進小鎮的時候，不少人都失去了戰斗力，由著她們的性子把“性”從最封閉的地方放到了全鎮最顯眼的地方。 我們所熟悉的一些干部開始時都是“傷風敗俗”的舞廳的強烈反對者，他們的情緒同這里普通老百姓是一致的，主張堅決取締舞廳。他們對男女扭在一起跳舞怎么也看不慣。一位干部到舞廳巡查，看見人們在昏暗的燈光下跳舞，大聲訓斥道：“把燈都給我開亮！你們想偷雞摸狗怎么的？！”那時，鎮里規定舞廳營業時間不准超過晚10點鐘。 小鎮的干部都很听上級的話。對待舞廳的態度上邊可不像一般老百姓那么“認識水平低”。上邊來鎮里辦事的干部既會工作也會休息，勞累之余也提出上舞廳，鎮里的干部自然要陪同。開始，一些干部是不情愿下舞場的。但當他們被小姐生拉硬拽下去跳舞，不但第一次摸到了除老婆以外年輕女人的手，而且在整個跳舞的時間中，被直往身上躥的小姐弄得神魂顛倒，混身酥麻，第一次体會到接触异性的快感和“溫柔鄉”的美妙。他們“蘇醒”了，他們原有的界線、禁忌、“陳舊”規范和怪念頭，差不多全都煙消云散了。從此，有的人對去舞廳著了迷，想方設法弄錢去舞廳。有的干部跳舞半宿或整宿不歸，向老婆請假的理由是“加班赶材料”，一向對男人放心的老伴是不會想到他會同小姐“浪”的。原來叫舞廳把燈都開亮的干部自己跳上舞后，也默許老板把燈弄黑。小鎮舞廳的營業時間也一再開禁，由最早的晚10點鐘改為晚12點鐘，以后又改為不受時間限制。一時間在小鎮的不少單位中刮起了跳舞的狂潮。我們惊奇地看到，那些自稱為土不土、洋不洋、城不城、鄉不鄉，屬于“二喝水”的人們，在短時間內由根本不會跳舞竟到了舞步奶熟的程度，衣著也變得整齊多了。我們深知他們都是工作勤奮、為人正直、值得尊重的人，在老百姓面前都保持一种威嚴，但進了舞廳就判若兩人。有時他們走出舞廳后也互相開玩笑，嘲笑別人在里面的失態相，但反過來這种嘲弄也會落在自己身上。于是大家達成共識：在外面不說里面的事。 在小鎮的范圍內，社區規范、社區制度使兩性之間正常的社會交往處于封閉狀態，但舞廳卻是“特區”，那里有与外邊完全不同的“開放”政策。一個蘇醒的男性“饑渴者”（可惜，小鎮的女性尚未經受強烈的撞擊）要想使自己的肌体恢复“平衡”，在小鎮社會里培植起一個情感的寄托者是很困難的，或者在名聲等方面要付出很高代价。市場這東西真奇妙，在舞廳里你只要交了錢，一切都簡化多了，你的“肌体”可以得到暫時的平衡。這也就夠了，因為真正過日子還得靠老婆。因此他們到舞廳給自己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即“當面尋開心，過后不思量”，但太過格的事不做。在舞廳上，他們看不慣兩种“過分認真的人”。一种是到舞廳不肯入鄉隨俗，過分嚴肅“古板”的人。這也和他們喝酒的規矩一樣，在一個酒桌上大家都要痛飲，你不肯多喝，就掃了大家的興。另一种是以假當真，對小姐感情過分投入的人。一位干部有點“文化水”，曾寫過一篇抒發青年時代對鄰居一個小女孩戀情的小說，并獲得了地區級業余創作獎。他大概把一位小姐當成了對往事追憶的對象，動起了真情，又是想幫助這個小姐的家里打官司，又是想幫小姐安排前程，大家很不以為然。有的向小姐訴說自己婚姻的不幸，以期待得到小姐的撫慰；有的單身男子希望与小姐建立婚姻關系；還有的把小姐當成新結識的朋友，又是寫地址，又是贈名片，結果當小姐因賣淫被警方抓住時，從小姐那里搜出了他的名片而被傳訊，弄得狼狽不堪。 在小鎮這樣一個社會開放程度較低，兩性之間正常社會交往的門在很大程度上是關著的地域性社會，事實上存在大量“性饑渴者”、“肌体不平衡者”。按照一种西方社會學“醫學模型理論”的解釋：人的肌体不平衡會引發不正常的社會行為，只有潛在的不正常的生理狀況得到校正，有問題的社會行為才能克服。我們借用這個理論范式說明一下問題吧。 對于一個處于“邊緣”、“半邊緣”地帶的小鎮來說，對“潛在的不正常的生理狀況”進行自然、常規“校正”的社會條件已不复存在了。它不能不開放，在社區主体素質不高、价值失范、社會失序的情況下，打開城門首先引入的不可能是高科技、高文化、高文明，連市場本身也會變形，倒是頗具誘惑力，散發著物欲、肉欲气味的東西很可能沖鋒在前，充填人們饑渴的胃口。正像在一個饑渴多日的人面前晃動美味佳肴一樣，在一個失范、失序的社會，那些“性饑渴者”很難抵御誘人的“禁果”。鎮里基層單位的一個現金員為了能上舞廳瀟洒一回，多次抽自己的血賣錢。中國的成語里不就有“饑不擇食”、“飲鳩止渴”這樣現成的句子嗎？一方面是泛濫的黃潮，一方面是被弄醒的性饑渴者，于是他們的生理、心理需要的滿足是以扭曲，反文明和滑稽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在缺少正确价值導向和廉洁自律社會條件的作用下，二者相聚合產生的破坏力、腐蝕力是可想而知的。結果，不是“不正常的生理狀況”引發了“有問題的社會行為”，而是對“不正常的生理狀況”的不正常的“校正”方式引發了“有問題的社會行為”。 某公安人員，經常借工作之机開著汽車到小鎮的一個舞廳泡妞。一次，他為了向小姐炫耀自己的特權，把隨身帶的手槍交給小姐玩弄，但槍里有一顆沒退淨的子彈，小姐耍嬌般地把槍口對准他扣動了槍机，結果使之命赴黃泉，給他那套警服留下了洗不淨的恥辱。一位精神有些失常了的陪舞小姐，經常到鎮政府門前喊某某干部和她跳“溫柔”，“現在不理她了”，“太沒良心”等等，其社會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小小的集鎮雖然有近兩万人，但多數的農業和其他職業者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其中還包括來年的生產費用，他們是去不起舞廳的。真正构成“舞廳消費者階層”的實際上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圈子里。但小鎮舞廳是興隆的，可見他們出入舞廳之頻繁。 在鎮外即將收獲的田野上，我們問一個青年農民是否去過舞廳，他回答沒去過。他用手指著眼前自己家的一片玉米地說：“我們全家全指著它吃飯呢！”停了一會儿又說：“再說去那里的和我們不是一路人，沒好的！”朴實的農村小伙子的話讓我們的心震動了，還有什么比老百姓把某些官員們看成“另一路人”更可怕呢？ 小鎮舞廳業買賣興隆。那么小鎮舞廳消費額到底有多大？是哪里來的錢在支撐著舞廳業的興隆？ 關于舞廳的營業額，老板們是不會說實話的，稅務部門也難以說清。我們向小姐了解情況，并根据個別場次收入加以推算。大体說來，每個舞廳一天的營業額在1000－2000元之間。如果按每個舞廳一天的營業額為1300元計算，每年的經營時間為10個月，那么一個舞廳一年的營業額平均為39万元。近60家舞廳（按55家計算）全年的營業額要超過2000万元，而實際的消費額要遠比營業額數字大，因為還須把小姐的小費等收入計算在內。据了解，不少小姐加上小費的月收入要在1000元以上（其中工資部分為600元）。這樣看來，小鎮舞廳的消費額几乎等于全鎮1万個農村勞動力一年中創造的農村社會總產值。 固然，來這里消費的有大款，但小鎮的大款數量畢竟有限。來這里的還有個体工商業戶業主，他們的數量雖較大，全鎮注冊的個体工商戶共有1500多戶，但多屬小本經營，是受不起經常泡舞廳的。來這里的還有散亂雜人等，但他們只能是費力攢足了錢，在好奇心驅使下偶爾到這里開開葷。能夠慷慨大方，毫不心疼地大把花錢的只能是公款消費。從全國來看也是如此。据有關社會調查資料，不少地方的文化娛樂業中公款消費的比例高達70％－80％。我們在小鎮的調查不試圖去精确地統計公款消費的精确比例，而是重點剖析一下公款消費的資金來源，這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社會信息。 情況之一：每到晚上，如果你同熟悉情況的人走在街上，他可以憑借舞廳門口停靠的汽車告訴你：這家舞廳被某某單位包了，那家舞廳被某某單位包了，或者他會告訴你這家舞廳是哪個單位的“關系單位”……各單位去舞廳大多屬“集体行動”，一般都要有一定的來頭，如陪同外來客人、本單位有了喜事等等。接待客人或上邊來的人過去主要是喝酒，現在進舞廳正在成為一种常規的接待方式。有的上邊來的人在這里住一周、十天、半個月，則差不多天天要進舞廳，這樣就要天天有一群人陪同。到舞廳一般須一次性付清款項，如是“關系單位”可簽字記賬待積累一定數額后一起結算。所需費用或者是從本單位的賬上找到某筆可報銷的項目，或者賬外資金，或者是簽字后由下屬企業或行政村來結賬。鎮外的一些單位開著汽車到小鎮跳舞的，絕大多數是屬個人找樂，公家掏腰包。 情況之二：近年來不少地方的產值巨增，財政卻空前緊張，所屬的事業單位都因撥款不足而難以為繼。于是，收費、罰沒款等等同各單位收益挂鉤。也就是說，一個單位的收費、罰沒款越多，本單位的油水越多。這就极大地調動了各單位收費、罰款、攤派的積极性。這正是近些年農民各种攤派屢禁不絕、從事正常的工商活動收費不堪重負的原因之一。這樣就形成了你“黑”我、我“黑”他，而只顧自肥的局面，整個社會系統能否良性運行則無人考慮。而鎮內舞廳的存在和興隆是不少部門利益之所在，舞廳辦的越多，可收的費就越多。收下來的錢真正納入國庫的很少，大部分為各個單位自我消化了。其中用在社區功能組織正常運轉上的費用，不少就用來泡舞廳了。面對著許多單位都來收費，一個舞廳的老板要真正想獲得高利，必須尋求“黑白兩道”保護，通過“白道”的靠山可以擋過一部分過重的收費，通過“黑道”可以防止地痞流氓的滋扰。 情況之三：不少集体所有制鄉鎮企業經濟效益并不好。其中一些還是近年來靠銀行貸款等外拉資金建起來的，或者是把興辦社會事業的經費用來辦鄉鎮企業上了。在建厂過程中回扣、送禮等費用已經損耗很大。工厂建起來后不但所欠貸款長年不還，不向鎮里上繳一分錢積累，而且政府每年還拿出大量資金作為企業銀行擔保資金，結果造成鎮財政困難，甚至常常數月開不出工資。但“窮廟”卻有富和尚。、不少鄉鎮企業負責人都要花錢買小汽車，經常出入舞廳。泡妞的錢自然也不是個人的。 能夠用公款消費的自然都是干部階層。他們借助的是職權、“職能”。我們看到，這种公款泡舞廳之風一直蔓延到村干部。一個行政村的党支部書記泡舞廳泡上了癮，所花的錢都在會計那里報銷。開始村長很有意見，并串連几位支委做出決議，凡進舞廳的費用一律不給報銷。但過不久，這位村長也被拉進了舞廳，從此他也跳出了癮。于是，那項決議自動取消了。 本文的開篇我們說，舞廳業的興起在小鎮激起沖天浪。但一塊石頭激起的浪花再高也會平靜下來。抵制“舞廳”的平民百姓們啊，你們既不擁有權力的支撐點，又不掌握市場力的杠杆，而且你們反對的理由太“傳統”、“短淺”。你不是撕心裂肺地抗爭嗎？但喊累了沒有回聲就不會再喊了。你不是想离婚嗎？但离婚對個人來說成本更高，因此去法院的人數也會回歸為一個常數。一切將成為既定的事實，或許將成為小鎮的一种既定生活方式而平靜下來，并作為歌舞升平的景象而顯示著小鎮的繁榮，人們也不會再有談論的興趣了。 然而，我們同小鎮父老鄉親的感情太深了，我們關注著、期盼著小鎮的發展。因此小鎮發生的舞廳奇跡引發著我們不平靜的思考。 小鎮的人們是純朴、善良的，他們用自己勤勞的手在追求著幸福。站在歷史長河里看他們，他們的名字叫“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一切偉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他們在農業社會所形成的一些美好品質，本來也是可以成為构筑未來社會的精神原料的。然而從現實的觀點看，他們的創造活動尚需憑借外在于他們的“權力”和“市場力”這兩种力量。在一個經濟尚不發達的地區，前者仍具有無所不能的威力，而后者是正在發育中的“巨人”。這兩种力量可以成為他們創造歷史的杠杆，也可以演化為某种异己的力量而受到危害。 透視我們對小鎮舞廳熱的描述，可以發現許多頗具社會學涵義的題目。這些我們暫且不論，需要指出的是，一個處于內陸地區的農村小鎮舞廳所反映出的問題，同全國許多中心地帶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我們的政府部門不是在嚴厲打擊色情服務之類的丑惡現象和取締不健康的娛樂場所嗎？但這類場所有許多光顧者恰恰是自己的成員。當我們的一些紀檢部門在費力地試圖管住一些干部吃喝的“嘴”的時候，他們的興趣早已從口福的滿足上升到“找樂”上去了。沒有公款的支持就沒有這些行業的興隆，以至于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廉政指標：什么時候此類場所不景气了，什么時候就被證明公款消費被禁得差不多了。不但如此，一些權力行為者有時還是這類場所的幕后支持者。那些想獲得暴利的業主總需要找權勢做靠山、當后台。我們發現在這些場所里“黑白兩道”是沆瀣一气的，特別是有些政府部門和有權者還直接經營此類行業。所以，在現實中，腐敗的權力行為和腐敗的市場行為是相互結盟的。腐敗的權力支持著腐敗的市場行為，腐敗的市場行為又助長著權力的腐敗。二者的關系就是“權錢交易”、“利益結盟”。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沒有章法的“市場力”也會導致腐敗，滋生假丑惡。但問題的核心是權力腐敗。你要想真正解決社會丑惡現象，約束市場行為，那么就必須真正約束權力行為。 小鎮舞廳業暴露出的問題以及更大范圍“遍地開花”的色情娛樂業所暴露的問題，還反映出我們的一些人在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已從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确立場上墮落到最粗鄙的、目光短淺的唯“物”主義立場。他們不去認真管理不健康的娛樂場所，還是因為他們看重了此類“產業”的“無煙工業”的經濟效益，有的甚至想把它發展成超過煙草行業的利稅大戶。此類行業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對于熱衷于“政績效益”的人來說确實有擋不住的誘惑。但是，我們且不說此類產業如何靠吸國家財富的血以自肥的，我們只是說，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經濟增長能靠不光彩的“產業”支撐嗎？要知道，“增長”是分“良性增長”和“惡性增長”兩种性質的，我們不要飲鳩止渴式的增長方式。 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要現代化，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為持續發展和人民多种生活需要的滿足，都要靠經濟發展所提供的能力來完成。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觀，從來都不是講的外在于人的單純物的增長，而是同時講人作為社會主体力量的發展。所以，衡量社會進步的生產力尺度同人的發展尺度是一致的，“發展人類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的財富這种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24頁。）。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主義的產業應既能帶來經濟效益，也應帶來社會效益。作為閒暇娛樂產業應有助于人們的身心健康成長，真正体現為對人情、人性的關怀。從是否有助于人們的身心健康的標准看，最低標准也應當是利大于弊，或是利弊相抵。“縱欲”具有“市場”价值，但卻在腐蝕我們社會的主体。從人性發展的尺度看，小鎮舞廳三方行為人之間沒有贏家。消費者的精神受到消蝕，小姐在賺錢中失去了自尊自愛，剩下的舞廳老板也不是胜利者。小鎮舞廳大多是夫妻店，投資少，見效快，利潤高，是暴利行業。但他們怎樣害人，他們也便怎樣害己。經驗證明，暴利者是很少把資金用于正當的產業開發上的，常常是在無度的揮霍中把自己變成一個喪失靈魂的人。一個社會如果“生產”出的是一些為物欲所吞沒的人，具有享樂主義人生觀的人，那么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這一點，美國思想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看得很清楚。他認為“縱欲無度”是導致美國衰敗的根源（參見[美]布熱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亂》，第74－1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我們這樣一個确立了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國家，不是更值得深思嗎？ 中國是個“后發”國家。我們正在努力通過發展經濟來消除由于人民生活貧困而付出的“社會痛苦代价”。但我們再往前走時，就要避免重复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財富積累了，人卻墮落了”的發展道路，較少付出新的“社會痛苦代价”。我們要警告的是，我國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時，如果忽視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發展，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和全民主導价值觀的培育，如果我們的民族精神迷失于“物”的追求之中，我們可能在財富還沒達到富裕程度的時候，就提前陷入了單純追求物欲的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的精神困境，從而受“雙重社會痛苦”的煎熬。 處于“邊緣”、“半邊緣”地帶的小鎮的人們從傳統中走來，他們需要大步赶上世界發展潮流。每當想到小鎮人們的命運，想到小鎮人們客觀上所具有的發展生產力和發展自己的歷史使命時，在我們的腦海里總是涌動著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党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里的一些話語：“代替那……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种聯合体，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8頁）工業“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我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在保證社會勞動力极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發展的這樣一种經濟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頁）。“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种物質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頁） 小鎮的人們尚未完全走出農業社會，他們离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會理想還有相當長的距离，但是應當正确地引導他們堅定地朝著這一目標走去。在這個艱難的途程中，我們衷心地希望他們較少付出“雙重社會痛苦代价”。他們無疑需要過上富裕的日子，但也需要營造一個幸福的精神家園。 1996年9月，我們在上次調查的一年以后再次來到小鎮，了解到那里歌舞廳的一些新情況。 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在小鎮里驟然興起的歌舞廳業及其社會效應，已成為小鎮社會生活的“既定的事實”而存留下來。當向人們提起此類話題時，既見不到了眉飛色舞，也見不到了慷慨激昂——人們已沒多少談興了。但在一年之中，小鎮的歌舞廳業也發生了一些值得提及的變化。 首先，歌舞廳開設的數量和地點有了變化。据有關人士說，去年夏秋以后，小鎮的歌舞廳曾一度由60家增至70余家，但去冬“嚴打”活動以后光顧者少了，歌舞廳縮至30余家，到目前又開始回升到40余家。能保留下來和新開張的歌舞廳老板多數是有一定“背景”的人。一年之前，小鎮的歌舞廳全部集中在最繁華的十字街上，這次來看到情況有了變化。“民以食為天”，小鎮的飯店業本來在大街小巷上几乎是無所不在的，但如今連飯店都絕少的僻靜巷道里也有了若干家歌舞廳，這些歌舞廳的營業額并不因僻靜而減少，甚至反倒成了一种商業优勢。 其次，小姐們的從業不再是來去自由了。一年前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老板和小姐之間的關系主要還屬于按市場規則的一种雇佣關系，假如一個小姐不想在某一舞廳干了，她可以“自由”地結賬离去，老板即使不情愿也無可奈何。但這次我們發現，舞廳老板往往采取种种嚴厲手段限制小姐們的隨意辭職。一位小姐偷偷指著窗外一個壯漢向我們說，他是老板雇佣的打手，誰要是未經老板允許而离開這里，抓回來會被打個半死。我們親眼所見的情況是，一位小姐要上街買生活用品，年輕老板須讓自己的母親跟著她，以防走脫。但即使走脫，也不涉及多領工錢的事，因為老板都是采取拖欠辦法付工錢的。因此舞廳老板和小姐們的關系早已超出了市場游戲規則而具有“黑道”色彩了。 再次，歌舞廳明顯由娛樂業向色情業發展。這次我們到几個歌舞廳看到，原來內設的“包廂”已被治安部門取消了，但在舞廳里從語言到動作所彌漫的气氛表明，小姐和顧客的關系更加色情化了。我們所了解到的小鎮舞廳被新聞媒介曝光的事件就有：兩小姐在從事賣淫活動中被抓獲；某老板威逼小姐賣淫，哈爾濱市某公安部門前來解救，等等。 此行所及，我們見到的小姐們的面孔是新的，老板們的面孔往往也是新的，甚至歌舞廳的招牌、開設地點都是新的。但時隔一年之后，我們雖然僅僅是偶然到舞廳來一趟，卻仍然可以看到一种熟悉的面孔，這就是舞廳的光顧者。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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