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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 我從直落古樓步行到納福路，走了兩個小時，發現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間變了樣。英國軍隊已經投降。本地警察，包括華族与印族低級警官和馬來普通警員，都消失無蹤，害怕日本人把他們當作英軍的一部分。日本軍隊還沒開進市區執行任務。目無法紀的人可以為所欲為。 大多數人照老習慣過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來。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的人就趁机搶劫英國公司的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他們認為搶走白人的財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他們破門進入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搶走食物和貴重的東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搶劫事件連續發生几天以后，日本軍隊才出來維持秩序。為了達到阻嚇的目的，他們胡亂射殺几個搶劫者，把這些人的頭砍下來，放在几座主要橋梁的橋頭和几條大街的交叉路口示眾。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四處搶劫。最初几天，無論誰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鋼筆和手表都會被日本兵奪走。日本兵也以搜查為名，進入屋內，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們也把最好的腳踏車推走，不過，几個星期后就不要了。原來他們在新加坡只是短暫停留，隨時會被調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島嶼作戰，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們不可能把漂亮的腳踏車一起帶走。 盡管日本人和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對華人卻毫無幫助。我回到納福路的第二天，看見几個日本兵在路對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門。這是李紹茂的家。李紹茂是萊佛士學院理科畢業生，原在海峽殖民地民事服務部門任職。他的侄儿把大門打開，日本兵便徑直走到車房去。他們要的是那輛擦得閃閃發光、亮麗奪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車。李紹茂非常愛惜這輛車，每天都清洗車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從屋子里沖出來，希望汽車免于遭殃。他處世謹慎細致，為自己擁有的房屋和汽車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個華裔學者為榮。他不懂日語，中文書寫還可以。由于日文當中應用不少漢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箋簿上揮寫，也許是告訴對方他是一個高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需要用到汽車。但是帶頭的日本軍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見這個軍官鑽進車里，把車子倒開出車房，然后駕走。 第一次遭粗暴對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時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剛好在跨越武吉知馬河的紅橋對面。我走近紅橋時，看到一個日本哨兵在橋頭踱來踱去，附近有四五個日本兵圍坐著。他們也許是哨兵屬下小隊的隊員。我戴著一頂寬邊的澳大利亞軍帽。在英軍投降之前几天，許多澳大利亞軍帽到處丟棄，我拾了一頂，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這頂帽子也許可以大派用場，使我免受太陽曝晒之苦。 在這批日本兵面前走過時，我盡量做到不引起別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卻無法逃過他們的眼睛。一個日本兵大聲喊道“過來，過來”，并招手示意我過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時，他竟揮動步槍上的刺刀，把我戴著的軍帽的邊儿戳穿，然后把它揮落在地上。接著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著靴子的右腳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來時，他做著手勢要我沿來時的路回去。我只好從命，總算輕易逃過劫數。還有許多人因為不懂日本人的規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橋頭時沒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罰在烈日下跪上几個小時，兩手還得在頭上托著一塊大石頭，直到撐不住倒在地上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納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個日本兵在付車費給一個人力車夫。人力車夫不滿日本兵少付車費，要求多給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車夫的一條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勁儿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事后這個日本兵若無其事地走開。他的殘暴行為使我大吃一惊。一會儿，那個人力車夫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拉著車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紅橋又上了一課。一輛日本兵搶來的汽車，車頭插著一面小藍旗——這是日本三個軍階當中最低的一級：黃旗代表將領，紅旗代表校官，藍旗則代表尉官——經過哨站時，哨兵立正行禮遲了點，汽車經過哨站后突然煞車后退。一名軍官從車子里出來，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樣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這個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車夫一樣。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開始了解，慘無人道是日本軍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軍官對輕微犯規的士兵動不動就拳打腳踢造成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日本軍士和几個士兵來到我家。他們約略看了看，發覺屋里只有我和園丁忠祜兩人，于是認定這所房子可以作為他們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場夢厴就此開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讓日本牙醫和護士看過牙齒，他們的衣著都很干淨。在密駝路小雜貨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員也穿得很整洁。可是來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經常洗換，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万万沒想到竟會在自己家里聞到這股臭味。他們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來走去，尋找食物。母親儲存的糧食終于給發現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們想吃的東西吃個精光。我不懂日語，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一面打手勢，一面發出粗野的聲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領會他們的要求，就會被痛罵一頓或挨他們的耳光。這幫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須不刮，頭發蓬松，說的是一种既難听又咄咄逼人的話。他們的樣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徹夜不能安眠。幸虧他們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當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駐扎時，被俘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軍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營去。從1942年2月17日起，連續兩天一夜，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從紅橋經過。每次我都一連几個小時坐在走廊上看他們，心情异常沉重。他們當中有許多顯得非常气餒和沮喪，對自己一下子就被打敗，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些殘兵敗將叫人看了很傷心。 有些卻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從蘇格蘭兵所戴的軍帽認出他們的。他們即使戰敗，列隊步行時仍然昂首挺胸，依照軍士長發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齊齊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樣，挺著胸膛走，不因戰敗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現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們喝彩，他們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正因為這樣，新加坡政府從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連的辜加兵當鎮暴警察。許多英軍也保持著軍人本色，其他的軍人卻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喪的是澳大利亞軍人。他們身材高大瘦長，沒精打采地赶路，有許多沒穿上衣，光著身子。要是英軍，如果上衣不見了，軍士們一般還會戴上臂章。澳大利亞軍就不是這樣。不管他們是因為气候炎熱潮濕而把上衣脫掉，還是在戰斗中上衣撕破或丟失，他們個個垂頭喪气，流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我了解他們的絕望心情。 印度軍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許他們認為這場戰爭跟他們無關。英軍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戰俘集中在花拉公園跑馬埔。動員他們加入印度國民軍同英國人作戰，爭取印度獨立。戰俘們有一半愿意參加，他們的軍餉和居住條件馬上有所調整和改善。拒絕參加者則受到惡劣的對待。 日本兵离開我家之后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日本人要所有華人到惹蘭勿剎運動場集中，接受檢證。我看到李紹茂和他的家人离開，認為自己也跟著去方為上策。如果我隨后被日本憲兵發現留在屋子里，一定會受到懲罰。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蘭勿剎運動場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車夫同住的“估俚間”１就在鐵絲网圍篱之內。几万戶人家擠在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憲兵站崗。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膠印蓋上一個“檢”宇，意思是檢查過，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寬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系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況下敲定。我僥幸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划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將軍的同意，對新加坡華人籌款支援中國抗日并抵制日貨加以懲罰。 在檢證行動中，受害者的受難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往往簡單零星。后來，我才知道在我通過的檢查站，那些被隨意拉走的華人，過后被送到維多利亞學校的操場，扣留到2月22日。他們雙手被反綁，由四五十輛各种各樣的羅厘載到丹那美拉勿剎海灘。這里靠近樟宜監獄，离東海岸大約10英里。他們下車后，被綁在一起，日本兵強迫他們走向海面。當他們往海面走時，日本兵便用机關槍向他們掃射。為了确定他們已經死亡，日本兵還用腳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殘暴的手段。他們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灘、上的尸体沖上沖下，听其腐爛。几個奇跡般逃出的人，向人們描述了他們逃出鬼門關的惊心動魄的經過。 日本人承認他們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檢證行動中，殺死6000名年輕華人。戰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一個委員會在實乞納、榜鵝和樟宜發現和挖掘了許多大墓坑，結果估計遭日軍殺害的華人，多達5万到10万之眾。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張貼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區各個角落通過揚聲器通知華人，凡是年齡18歲到50歲者，必須到五個集中地點接受檢證。令人膽顫心惊的憲兵還揮舞刺刀，挨家挨戶地把不听命的華人赶到上述地點，連婦孺和老翁也不放過。 在理論上，日本軍隊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鎮壓抗日分子的名堂，對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護。但是實際上，他們這么做純粹是一种報复，因為他們不是在激烈的戰斗中采取檢證行動，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賬。即使在這項行動過后，日本軍隊還在鄉村地區，特別是在新加坡東部進行掃蕩，殺死几百名華人。這些人都年輕力壯，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鬧事的一群。 我回到納福路時，發覺房子給日本兵搞得一團糟，但幸虧未被洗劫，有些糧食還保存著。在跟我家只隔著兩座房子的布央族車夫的“窩棚”里，堆滿了搶來的家具、衣服和小擺設，沒有空間再放別的東西。几天后，母親、父親、三個弟弟和小妹從直落古樓回來。我們一起把房子打掃干淨。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領日子里生活無常的困苦。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運了。 英軍投降后兩個星期，我听說日本兵把市區經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圍了起來。這些房屋的業主是歐洲和亞洲商人，他們和家屬不是离開新加坡，就是被關進拘留營。這里原本是一個中上階層住宅區。我騎腳踏車經過時，只見日本兵排著長長的隊伍，沿著經禧圈外的圍欄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說，里頭有許多日本和朝鮮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斗間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詫异，但見一兩百個日本兵排成長龍，在那儿輪候。這一天，我沒看到一個婦女。但是，有個告示牌上面寫著几個漢字，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這种“慰安所”曾經在中國設立，如今則來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這一所以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里頭有二三十棟房子，用木板圍著。 當時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誘拐和強迫朝鮮、中國和菲律賓的婦女，到中國戰線和東南亞戰線滿足日本軍隊的需要。一些荷蘭婦女和遭捕的敵國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軍官。 新加坡淪陷后几個月，我在美芝路娛樂戲院觀看了日本人拍攝的攻打新加坡的紀錄片。影片顯示日本軍隊騎著腳踏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同時用小船迂回繞過英軍的据點。在空中，日本飛机的實力遠超英國；在地面，英國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對手。我知道這套影片是在搞宣傳，但仍難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結束時，看到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穿著短褲，完全不像一個戰士。在他兩邊各有一個英國士兵，分別拿著一面英國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參謀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馬路福特汽車厂。接著就是他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同山下奉文面對面的鏡頭。“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矮胖、粗壯，剪平頭式短發，十足一個日本武士的模樣。他傲視眼前一批英軍將領。白思華骨瘦如柴，衣領跟頸項比起來，顯得特別寬大。他戰敗后并未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臉頰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動一下，都反映出內心的緊張与不安。 我很為英國人感到悲哀。這是他們在軍事史上蒙受奇恥大辱的一刻。然而在這場戰爭中，雙方軍力并不均衡。英國方面沒有飛机保護他們的戰艦，也沒有飛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戰斗机，更沒有飛机保護他們的重要設施。日本飛机可以隨心所欲地轟炸英軍的机場和擊毀停在地面的英國飛机。英國軍隊士气低落，被迫棄甲而逃。他們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兩個地方堅守過陣地，并設法守住防線。日軍僅圍困新加坡兩個星期，英軍便全面投降了。 我這一代人親眼看過日本兵的本色，不會忘記他們在作戰時對死亡所抱的近乎毫無人性的態度。他們不怕犧牲，是可怕對手。他們只需少許食物便能過活。他們挂在腰間的鐵盒里只藏著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魚。在日本占領期間，我們經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進行劈刺操練。他們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時所發出的吶喊聲，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軍反攻，從馬來亞一路打到新加坡來時，一定會蒙受慘重的傷亡。 他們并不是小丑 日本軍官的樣子很滑稽。他們的腿很短，有些還是弓形腿，但卻穿起高及膝蓋的皮靴；走路時，拖著腳，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國軍官走路時高視闊步，气宇軒昂，完全兩樣。他們在孩提時期便穿拖鞋走路，從此決定了他們終生走路的樣子。叫人更覺得滑稽的是，他們所佩帶的武士劍，跟自己的身高比起來顯得太長，所以盡管佩劍有皮索跟腰帶緊扣．他們還得用左手把劍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們的樣子看來很好笑，几個月后，我對他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軍人。他們的体型跟歐洲人不同，軍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們的作戰素質卻不容置疑。他們作戰時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們先人為主的印象。以為他們是屬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會玩軍隊游戲罷了。經過仔細觀察之后，我敢肯定，單在戰斗精神方面，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們對敵人也無疑是暴虐和凶殘的。 對于原子彈是否需要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問題，我絲毫沒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沒有它們，新馬數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數百万人民，恐怕會死于戰火。 什么東西促使日本人變成這樣的戰士呢？日本人稱之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這是有系統地灌輸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結果。他們認為自己是天擇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們深信在戰爭中為天皇而死，靈魂將會升天并成為神明；他們的骨灰則將供奉在東京近郊的靖國神社。 在日本占領下，日子總得過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有學院可以就讀，三個弟弟和小妹都失學了。社會活動少之又少，我們覺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認識某個當權的人，不論他是日本人，還是跟日本人有關系的台灣籍翻譯員，好處可就多了。這個人可能給你一張便條，上面有他的簽名和印章，證明你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證你是個品行良好的人。每當哨兵要你停下來接受檢查時，這張便條就顯得价值無窮。但是最安全的辦法還是留在家里，避免同當局接触和發生糾紛。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兩英里來到勿拉士巴沙路的舊書店。這些書店專門買賣學校課本。途中，我看到國泰戲院(不久前我曾在這個戲院看過一部嘲笑日本“詐”彈的喜劇電影)大門附近圍著一群人。于是我走過去。原來他們正在看一個華人的頭顱。頭顱放在一塊釘在杆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用華文書寫的告示。我不懂華文，有個懂華文的人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搶劫，否則將會落得同樣的下場。那個人就是因為搶劫被抓而遭砍頭的。無論是誰，如果不守法，將受到同樣的處置。我离開時，對日本人充滿著恐懼感，但与此同時，我想如果把這個場面拍下來，將是一張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雜志士。這家美國周刊肯定會不借重金買下這張新舊對比的生動照片，顯示在當時新加坡最現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現了中世紀時代的懲罰景象。可是，攝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頭的搶劫者一樣。況且我也沒隨身帶相机。就算是有人帶著相机，也不敢拿出來。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价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我買了一本蔣克秋編的《國語易解》。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頁的小冊子，教人學習700個基本漢字，包括怎樣書寫，怎樣构成短語。 我囫圇吞棗地用兩個星期的時間把這本書讀完，然后再到書店去買第二冊。后來，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的一套四冊的讀本，程度比前兩本高。我天天學習，而且在往后几個月里，練習寫1200個到1500個字，并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華語每一個音節都可以讀成四個聲調，我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都標了聲調，可是，我不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 面對以上种种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日語字母的楷書)和平假名(日語字母的草書)。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于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為它沒有四聲。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面，日文顯得更加复雜。 日文班畢業典禮在皇歷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舉行。日本皇歷是由日本傳說中的第一個朝代建立時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時鐘撥快一個半小時，改為東京時間。我們朝東京日本皇宮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接著，神保教授上台講話。他說： “日本擁有30O0年的悠久歷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撓地努力……目前還有很多無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國文化。你們應該設法引導這些人，讓他們熟悉日本的偉大歷史，同時背棄英國文化。” 在10月間舉行的第二屆畢業典禮上，軍事宣傳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發表的演講，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一天會攻打昭南島(新加坡)，并重新占領這個地方。他們是因為無知，才產生這种妄想。你們應該知道，這种事情是永遠不會發生的。日本絕對不會退出這個地方，也不會在這場戰爭中被擊敗。即使太陽失去光芒，昭南島覆蓋著冰雪，也改變不了”。 日本人從來就不相信說話需要留有余地。 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畢業后三個星期，他便与世長辭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過他好多次。他跟養女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難過。這不僅是因為他疾病纏身，而且是因為他活著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樣崩潰和瓦解：英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國海軍、英國船長以及他們嚴明的紀律、卓越的表現和海上霸權，都被樣子古怪的日本人一舉摧毀。他老人家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夠打敗相貌堂堂的英國達官貴人。當我眼看著他陷入昏迷狀態的時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便离開人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戰前在新加坡這個英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關系如今都失去了。不過，他倒有一個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親便登門造訪。日本占領時期的困苦日子，使父親變得認真嚴肅。他變得更有責任感。他在日本軍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管理石油供應。在他要求下，同時也是出于對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給我在這個日本人當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戰爭爆發時，下田被英國人監禁起來，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雙方交換平民時回到新加坡，把戰前的公司恢复過來。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遷移到英國人留下的一個大型辦事處，面對著萊佛士坊，這里正是貿易商行的黃金地帶。我在下田公司擔任書記，日常工作是謄寫內部文件，同時負責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聯系。我學習怎樣寫日文書信，并用复寫紙留下書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學習英文速寫打字。 戰爭的持續造成紡織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貨輪也很難找到。六個月之后，下田便面對紡織品供應短缺的難題。由于紡織品來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個稱為“組合”的行會，以控制紡織品的配給。這一來，下田不得不結束營業。他把職員遣散，心里頭卻老是憤憤不平。 下田公司關門后，我在萊佛士坊的另一邊找到一份工作。這次是在一個控制米油糖鹽等糧油和調味品以及煙草、香煙的“組合”擔任書記兼打字員。我的薪金是以軍用票支付的。這种日本鈔票印有椰樹和香蕉樹的圖案，后來便被稱為“香蕉票”２由于票面上沒有編號，因此逐月貶值。我的待遇折合實物，相當于10斤(大約15磅)白米，還有糖、油和香煙，以香煙最值錢。這些配給品比日本鈔票好得多。因為隨著日子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這些東西貨源越來越少，購買時需付的“香蕉票”就越來越多了。 當上了編輯 我在這個“組合”里工作了八個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日本“報道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征聘廣告，要聘請几個英文編輯。當時，“報道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征，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竹村主持面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皙，滿口美國腔英語。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稱他為Ji—oh—ji。他不穿日本軍官的制服。原來他是日本軍政府里的一個文官，有五顆藍星的官階，相當于大尉(上尉)，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我感到高興，總算找到一個英語能派上用場的地方了。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線電操作員負責接收。 傍晚時分，無線電信號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許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見宇影。我必須辨認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謎一樣。接著，我把各個戰線發來的電報分別整理成新聞稿，然后從國泰大廈頂層送到底層，由那里的工作人員修改后送去廣播。我從1943年末開始工作，到1944年底為止，前后工作了大約15個月。 這期間，我過著頗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從東京時間晚上七點(新加坡時間傍晚五點半)開始，一直到天亮。無線電接收效果要到東京時間午夜12點左右才會好起來，所以從晚上七點到午夜12點的第一班，工作雖辛苦，卻可以早點回家睡覺。從午夜12點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這一段時間，工作分為兩班，當中有兩三個小時的休息。這個時段無線電接收效果比較好，所以較少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傷腦筋，可是睡覺的時間卻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時間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工作時的心理影響。一連几個小時，我腦子里裝滿了戰爭的消息，而且都是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膽敢跟外人談起，將冒天大的危險。國泰大廈底層駐有一支憲兵隊，每一個在“報道部”工作的雇員在憲兵隊里都有一個檔案。憲兵隊的任務就是确保每一個人不會泄漏消息。 -------------------------------------------------- 注： １早年華族單身勞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勞工”的意思，“間”是房子。 ２在日本占領新加坡和馬來亞期間，由日本軍政府發行，在新馬一帶流通的鈔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圖案而被稱為香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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