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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林琴南書話》

作者:高琱

(2000-10-11 9:59:23)

  林紓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但學術界一直關注不夠,除錢鐘書《林紓的翻譯》和張俊才《林紓評傳》之外,似乎乏善可陳。其實,林紓研究的重要性及复雜性,恐怕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之外。近讀吳俊編校的《林琴南書話》,我又想到這個問題。
  編者在《敘略》中說:"林琴南固以中國傳統的禮法、倫理、人情來詮釋(譯述)西洋故事,同時,也因為西洋故事的寫法、文意与左、馬文章頗多暗合。……似乎他的譯述西洋小說,除了打算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外,還有一种提供文章作法的用意。既然中國文章衰弱已极,倒也不妨學學洋人,再暗中塞入自己的私貨。說來也有那么一點’拿來主義’和’曲線救國’的味道(他說過’文運之盛衰,關國運也’)。"這個說法很好,我們可以在這本《書話》第一輯"异域稗販"所收錄的各种"林譯小說"的譯序、評語中,得到證實。通常的說法,是把"林譯小說"的主觀意圖与客觀效果分開來看待的,以為"林譯小說"無意中成為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播下的"火种"。其實問題恐怕并非如此簡單,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林譯小說"和《致蔡鶴卿書》聯系起來看待,而必須看到其中复雜的歷史環節。近代中國,世變之快,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以"善變"著稱的梁啟超尚且有"落伍"之歎,遑論林紓?翻譯西洋小說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都是那一個林紓,也就是說,"林譯小說"和《致蔡鶴卿書》的作者是同一個人。
  當然,林紓也有變化的一面。《書話》第二輯"中土文錄"中收有《御書記》一文。其中表現了林紓作為一個"遺老"的自畫像:"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終始也。"這個形象很容易与人們心目中的《致蔡鶴卿書》作者形象相疊合。但是,問題同樣有其复雜性。林紓并非一開始就以"遺老"面目出現的。林紓是1913年4月12日第一次拜謁光緒陵墓的。而在此之前,林紓對自己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出處,一直十分猶豫。辛亥年底,他在致吳簹滫澈H中說過:"罪大惡极者為那拉氏"。對于辛亥革命,林紓曾經是擁護的。他在致吳簹滫澈H中說:"共和之局已成鐵案,万無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將來自食其力,扶杖為共和之老民足矣。"打定主意作"共和之老民"而不是"滿洲遺民",并且振振有辭。不僅"洗心"而且"革面",林紓甚至連"易服"這樣的小事也想到了。他在給吳芬的又一封信中說:"弟四海為家,久不作首丘之想。……新正當易洋裝,于衣服較便。"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林紓一改初衷,由打算作一個"共和之老民"而成為"滿洲遺民"的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后政局的持續黑暗、腐敗。限于篇幅,茲不詳述。
  林紓的這种政治形象的自我設計及其變化,提醒我們應當注意他反對"新文化運動"、發表《致蔡鶴卿書》的這個問題的复雜性。
  同樣,我們亦應當注意"桐城繆种"這個口號對林紓的刺激性。本來。林紓很得意自己与"桐城派"的關系的,并不諱言自己的"桐城派"文体以及与"桐城派"末將的交往。其《贈馬通伯先生序》云:"當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脈而且見淑于吳公(摯甫),今乃皆私余。"但是,1922年,林紓在《〈震川集選〉序》中,卻為自己脫离与"桐城派"的干系:"辛酉五月,余晤康長素于滬上,長素曰:’足下奈何學桐城?’余笑曰:’紓生平讀書寥寥,左、庄、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于歸震川則數周其集,方、姚二氏,略為寓目而已。’長素憮然。"這個說法,似不足信。因為我們知道,林紓一再說過:"余固悉心于韓、柳、歐三家者,其余諸家,略一寓目即已"(《?歐孫集選?序》);"余生平心醉者,韓、柳、歐三家"(?柳河東集選本?序》)。津津樂道韓、柳、歐,再上溯到班、馬,又下及歸有光,這個名單恰恰正是"桐城派"師承与推崇的"譜系"。之所以出爾反爾,死前還要申明与"桐城派"脫离干系,不正是"桐城繆种"這個批評的刺激的結果嗎?此處所引,俱見《書話》,都是极好的材料。
  《林琴南書話》收錄了作者能夠找到的所有"林譯小說"的譯序、評語等文章,在我有限的讀書范圍內,感覺是第一次匯集林紓的這類文章,既有可讀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果說有不滿足的話,那么,第二輯"中土文錄"既然收了《大學堂師范畢業生紀別圖記》等文,為什么不收《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文科大辭典序》?貪多求全,讀者通病,吳俊兄一笑了之可矣!

  (轉自china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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